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LM.灵焚.PH

不奢望拥有什么,也就无所谓失去什么。任凭心灵和思想在思索中扬蹄,在审美中自足。

 
 
 

日志

 
 
关于我

不奢望拥有什么,也就无所谓失去什么。任凭心灵和思想在思索中扬蹄,在审美中自足。

网易考拉推荐

一种思考的草稿  

2007-12-15 21:36:5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与大家约好我要在“闭关”前贴一篇文章,今天中午到现在,10个小时的时间流逝了,我可以向大家交出我的承诺了。这篇文章只是一种思索的草稿,需要多一些时间进行咀嚼与润色,可以整理成一篇比较像样的论文。可是现在实在时间有限,只是作为话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与讨论。 灵 焚

 

学会做一个普通人

 

涉谷的早晨,匆忙的地铁早已把一夜的睡意带走。这一天,在结束了两天的在联合国大学召开的哲学会议之后,来自中国的学者代表、北京某大学的冯教授要回国了,我就起了个大早,从一小时之外的钟声里赶来涉谷Exel宾馆为他送行。在清晨六点多浅灰色的时光里,我们裹着微凉的秋意等待着开往机场的巴士来临。很随意的闲聊中,我们谈起了一个有趣的、然而极其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学会做个普通人的问题。

距离巴士来临还有10分钟左右,客人们都把大小行李拖到“巴士停”,那时来了两位宾馆的服务人员,他们一个人整理归类散乱的行李们,一个人在登记着行李的件数和类型,工作得有条不紊。那时,冯教授对这些服务人员的认真与敬业,工作做得那么自觉发出感慨,而我们国内宾馆的服务人员就很难做得这么认真有序。由此就谈到了早上我们在涉谷车站附近的一家很小的咖啡馆里吃过的那顿简便的早餐。那家店就在桥下,很简陋,装修得很朴素,然而很干净。在日本到处可以见到的小小的咖啡店,也就是所谓的“夫妻店”。冯教授觉得日本很有特点,很喜欢那种简单不奢华的氛围,所以在会议期间,只有是属于自由用餐时间,我们就上街寻找这样氛围的小餐馆用餐。针对冯教授的兴致,我就告诉他说,在日本,许多人开店经商一般都是这样,他们只是追求能够获得与参加工作同样的工资收入即可,甚至收入更少一些也行。那是为了自己不受别人支使,寻求自由职业的意识所致。对此,冯教授很感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开店经商就会被追求发财的心思所左右呢?这是不是一种国民性问题的不同所致呢?我们谈到这里,冯教授话锋一转,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谁都不愿意当一个普通人,谁都是当家作主的主人思想所至。

准确!深刻!当时我的思维触电般抽搐了一下。是呀!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当然,当时冯教授只是随口而出的这句话,然而这种看法的准确性与深刻性让我豁然,一下把我凌乱的思绪聚焦,瞬间获得了对于当代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一个解构性提醒:学会做一个普通人。这不正是我们最缺少的心理素质吗?在日本,宾馆的服务员,餐馆的经营者,的士的司机,他们之所以能够那样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工作,那样地尽责与安分,就是在于他们只是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而在中国,那些小商人们,那些佩戴袖标的城管人员,甚至那些小区里看门的保安,每一个人只要给予哪怕是小小的机会,或者赋予一点掌握话语、行使职权的位置,都会变得忘乎所以,显得那么不可一世……。带着联翩的思绪,我把冯教授送上巴士后,独自融入东京的早晨,潮水般从车站涌进涌出的人群之中……

由于就在冯教授踏上归途的当天晚上,我也要收拾行囊回国开会,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时间再多想,更没有时间去整理当时的思绪并记录下来,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然而,一个月后回到日本,又是匆匆地奔赴京都,参加一个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据与可能性”的学术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上,已经在记忆中淡化了的思维律动,再一次被一位来自中国的、居住在日本的“海漂者”哭诉般的哀恳所颤栗,我胸中的郁闷不吐不快了。

那位女士的发言主要是向日本、韩国的学者们诉说两位在中国大陆的文人的境遇,作为文化人自己所喊出的“真实的声音”受到了来自体制的舆论封杀的命运。那时,我可以权且不论她所说的那两位“人物”是否都能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看待的问题,而她所使用的那些早已经过时的、并且极其肤浅的立论已经是令人不置可否了。她的思维与那些唯恐中国不乱、不分裂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分子的企图同出一辙,即使她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发言的逻辑极其简单,那就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一点的言论自由,只有到了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和国家才可以让社会舆论揭示出社会真实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位女同胞在国外的这么多年是怎么混过来的,至少有一点比较明白,那就是她缺少正常的生存心态面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和苦难,所以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却在心里自诩地认为自己在为祖国促进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局限性使她带着有色眼镜面对世界,只能筛选截取那些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合的事实片断为自己的思想与生存境遇进行着合理性的佐证。所以,在一种幻觉中使自己陷在“社会公共性承担者”的舞台上自演自醉。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舆论的操纵性、欺瞒性、危险性等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为此,亲历过这场战争的美国政论家、著名的新闻撰稿人李普曼,在1922年完成了著名的《公共舆论》一书,向社会发出了呼吁与警告。而在日本,名为“公共播放”实为国家控制的电视台NHK,近十多年来连续不断出现的有关舆论封杀问题也是不公开的事实。记得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战地记者,自备携带式卫星发送器潜入伊拉克战场,把发生在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他采访了处于战争中的伊拉克人民的苦难,通过这个自备的通讯机械发送给美国的公共媒体,结果很快被美国的军队发现,他的那台通讯机器当场被美国的军官摔坏,在场的别的战地摄影记者摄下了这个镜头。才使我们看到了这个被播放出来的、发生在战场上的舆论事实之冰山一角。然而,这个镜头在日本的电视台上也只播放过一次就再也没有重播了,这是一个有趣而令人深思的现象。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新闻事实,体会到日本对于美国“抵抗与不敢”以及这个国家的体温和体质与美国几乎属于“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令人深思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所谓的舆论自由只是一种欺瞒与表象,人们事实上只是处于貌似自由的空气中毫无意识地“享受”着被人操纵着的思想不自由。

大家都知道,对于美国攻打伊拉克,声讨这场非正义战争的不仅仅只有中东阿拉伯或者发展中的国家,就是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许多良知的声音。为了达到推进战争的目的,符合政权当局的需要,他们同样编辑着有利于发动战争的战场“事实”,从而控制、操纵舆论。而日本也是这场战争的支持者与支援者,虽然日本人民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多,然而政府为了追随美国,当然不会让媒体自由地播放对于战争不利的事实。这件事情十分明白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媒体,也仅仅只是冠以“公共”之名,实质上也是“国营”的。重要的舆论都在政府的监视与控制之下进行的。在日本还有一个后来被人揭发出来的关于政府暗中干预公共舆论的事件。那就是日本的NHK电视台,计划播出一个关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中的奴役性奴、即所谓的“随军慰安妇”问题的专题片。然而,当日本自民党政府获悉这个播放信息之后,暗中马上派人给电视台施加压力,其结果使这个专题节目的播放流产,至今也没有向公众启封。而当时给电视台施压力的核心人物,据说就是不久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这些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打着所谓的“公共”的幌子,似乎都是拥有自由的舆论权利,是代表民众真实声音的。其实不然,它们也都是在国家与体制的利益天平上生存着。这比那些“国营”的媒体更有欺骗性,容易使人们的意识麻痹,陷入“自由的幻觉”中失去辨别的能力。

我当然不知道那位女同胞知不知道这些事件,是否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舆论自由的欺瞒性,我想她应该还没有达到这种冷静地看问题,客观地认识问题的健全理性高度吧!不然她怎么会觉得台湾地区才可以为他们提供真实言论的发表机会呢?在台湾,柏杨和李敖的入狱事件难道她不知道吗?有趣的是她自己提供了一个对于自己的立论不攻自破的事实,那就是她所翻译的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的声音”在日本出版也受到来自某种压力,所以自己也很难得到媒体舆论的支持,也很难找到支持她的出版社,所以她所创办的杂志也只好停刊。而对于她的出版物表示同情和声援的只有《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这个事实论据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如果象她所说的那样在日本也有来自某种压力,那就说明在日本舆论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自由。因为当时有一位来自日本某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当场指出,他们出版社至今为并没有受到过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压力。那么,她的所谓“不自由”的原因什么呢?这是需要思考的。其次,《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什么会声援她呢?只要知道这两家新闻的舆论特征和思想倾向的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明白人自然知道这里存在着与她所感到的“不自由”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这些问题在此不想扯得太远了,我们必须回到本话题的主题上来。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回到思考关于上述的这件事情与我们所要谈论的“当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样关系的问题上来。这位女士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这种发言,这种呼吁,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份出现了。她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中扮演了一个“社会公共性承担者”的角色。是“承担者”不是“普通人”。她在幻觉中认为自己是在代表着中国当代所谓的“真实的声音”,正在努力向世界“呼救”着,希望人们帮助她获得她所代表的那一些人自由的“话语权”。好像只有她所认同的那些人才是当代中国的民主与自由的化身。然而,可悲的是她对自己的那种偏颇与短见,肤浅与卑屈并没有清醒的自觉,除了单方面否定他者之外,完全缺少另一方面必须拥有的自我否定的逻辑机制,从而决定了她无法达到客观而冷静地在思想品位上的认识升华。其实,她典型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与生存误区。

为了不让她过于难堪,我不好当场分析她发言中的最基本的逻辑不自恰性与自相矛盾。然而,我仍然不得不说,让在场的学者们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现状。我告诉他们,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三种群体:第一种是生活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这在日本即所谓的“御用学者”,这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并不足为怪。第二种是生存在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批判现实是他们的唯一生存姿态与资本。问题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人曾经是在体制内生存着,由于得不到现实或者心理的自我期待值之后退出体制,开始倒戈批判与揭露体制。这两种知识分子无论处在怎样的状况下,他们其实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怀有强烈的权力欲,总是把自己置放在“社会公共性承担者”的定位上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并不想让自己归属于“普通人”,而他们的赞美与颂歌,或者相反的所谓批判或者揭露,更多是为了证实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却不同,既不进入体制内被御用,也不盲目对于一切都持批判态度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的醒目性,而是努力保持独立的人格理想,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尊自爱,追求客观而冷静的审视社会与权力的理性思维。那么很显然,无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性承担者”。因为一方缺少“否定理性”,而另一方却只有“否定理性”,这些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存着,不可能真正代表公众的利益。只有第三种知识分子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性承担者”。因为他们具备“双重否定”的批判理性与冷静思维能力。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努力做为社会的“普通人”,真正代表着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反思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现实。

    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社会具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可以面对来自体制的强权与暴力(注意!我绝不是在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这样的,而是在理论意义上在谈论这个学术问题所采用的学术表现,绝对不能误认为我有具体的体制指认)发出自己的否定声音“no!”之外,还必须对于自己的那种“no!”的批判姿态说“no!”,即需要“双重否定”的机制。只有那样才能自己反思自己批判行为的合理性,客观性。从而进一步发现双重否定后而显现出来的“肯定性”境域,这个境域就是“公共领域”,“公共世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敞开神圣而庄严的大门,让社会与大众一起走进。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诗坛出现了一拨所谓的“非非主义”倡导者,他们的思考基本上就是基于寻求建立这种“双重否定”的美学理念。当然,人的理念与行为是否能够达到一致,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此不做深入探讨。那么,不言而喻,那位同胞的发言中提到的那两位“人物”,即使都算是知识分子,那也只是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性承担者”。他们批判现实并没有脱离个人的恩怨、家族与自己成长的历史等,所以,只是一味地坚持“no!”的单重否定姿态,对于自己的那种批判姿态缺少进一步的否定能力。从而决定了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层次挺进理性的神圣高度,也就不能做到在批判行为上对于自己的现实与历史的从容跨越。

记得当时我在发言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学会做一个普通人。我想那位同胞并不能理解我这种强调的真正含义。然而,幸运的是在场的一位来自东京大学从事教育学研究的著名教授在会后告诉我,他很赞同我的分析与观点,中国的情况不能那么简单批评与论断,需要从多层面进行客观地分析才能把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这句话自身没有错,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泛用,这句话需要一个与此相符合的历史语境。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即使“匹夫”也要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而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都想或者都要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现者、承担者。试想想,如果一个社会谁都不愿成为“仆人”,那么普通人的生活应该由谁来过呢?一个和平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怀着平常平静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现实与境遇是至关重要。然而,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似乎并不多。

记得我刚回国任教时,每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两千元,一位来探望我的朋友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大学教师的工资就这么低?而我为什么不留在国外却回国领这么一点工资呢?当时刚好我居住的那座楼后面正在建学生宿舍,我就问他,那些彻夜辛劳的民工一个月工资多少呢?他反驳我不能与民工去比。这位朋友的话语中的潜在认识就是,大学教师应该比民工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待遇。我想这种看法很能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大众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不管是谁,只要从商就想发财,要过上比别人好的日子,忘记了自己只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不会像我与冯教授在日本看到的那样,夫妻经营一家小餐馆,仅仅只想挣到工资的钱就可以满足。而社会上那些本来只是一般的人,即使只是给予他们在街道上,或者在商场门前、车站旁边看管自行车的权力,就会变得威风不可一世。甚至那些小区里雇用来的保安,也会在穿上工作服之后严肃地站在业主的面前,有时候态度会大得让自己都忘记了自己只是那个小区最最普通的人,俨然陷入成为业主们主人的幻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保安殴打业主的事件发生。那么,更何况社会上真正掌握了权力的那些人呢?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谁也不愿意让自己作为普通人存在,谁都在努力忘却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阿Q在革命前后的心态变化真是入木三分。之前,自己总受到在权富人家中帮佣的吴妈欺负,心里不服。然而,一旦听说“革命”了,就开始感到自己也是“革命者”了,整天到处喊叫“革命”做起自己掌握权力的梦,并在自己的土窟里幻想着如何迎娶吴妈,可是还觉得不太满意,因为吴妈的脚太大。这种对于国民的劣根性的揭示已经不需要我做出什么分析了。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有给予一点的机会,马上就会从奴隶心态转变成为社会主人的幻想,从而活在那种幻想之中不可一世地狂妄自醉。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使用辩证法的逻辑论述了奴隶与主人之间潜在着颠倒的辩证关系,那是因为主人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奴隶,所以奴隶是主人的主人,而主人当然也就成为奴隶的奴隶。可是,存在于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与主骨的关系却不是这种辩证的关系。那是建立在一种生存悖论中的心理尴尬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于谁也不愿成为普通人,那么这就决定了在心理上永远无法摆脱陷入普通生存境遇的恐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心理因素决定了谁都摆脱不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存境地。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认同自己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只追求过普通人的生活,独立的人格理想与生存自尊就会自然地得以呈现。

前面谈到的那位女士同胞如果能够从这个视点提出问题,论述在中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她的问题一定具有真正的心灵震撼力。而被她介绍的那两位人物如果能够做到仅以作为普通人的平静姿态面对自己的生存与现实,也许其境遇就不是现在那样。当然,说别人容易做起来并非简单。我自己虽然在此提倡人们都学会做一个普通人,然而我为什么还会为了别人的言论提出自己的反击呢?这是否也是属于某种潜在的对于“公共话语”主动承担的权力欲望呢?虽然我可以从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良知的行使来安慰自己。然而,这种安慰本身已经就不再把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来对待了。这也许在我提出“学会做一个普通人”这个话题时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属于无法克服的悖论。

窗外的秋很深了,院子里的那一树枫叶满地落红,如季节的蹄印,正在嗒嗒走过。就这样从京都回来,带着疲惫与沮丧,还有些许的悲哀与反问。本来应该是心中装满岚山的斑斓色彩与枫影婆娑的秋声回来的,却由于会议的中途心情变得极坏,改变了最后一天久违的京都旅游计划,会议一结束立马收拾行囊匆匆北归,就这样又一次与京都的秋色擦肩而过。

                                                           2007年12月15日  草于东京西之原多屋

  评论这张
 
阅读(168)| 评论(1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