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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奢望拥有什么,也就无所谓失去什么。任凭心灵和思想在思索中扬蹄,在审美中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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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林莽评论  

2008-08-05 21:53:00|  分类: 诗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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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悲悯与良知抚触时代的疼痛

-----浅谈耿林莽散文诗的民生关怀倾向

                    

即使在谷雨四月,京城的雨也是很少见的,所以每一场雨都显得可贵。每当下雨,总会想起耿林莽的《黄沙万里行》,可怜那些零星的雨滴,该如何抱住那成千上万沙粒的飞翔。

我静坐在高高的阳台前已近半日,手上捧读着一个月前刚收到的耿林莽的新著:《三个穿黑大衣的人》,久久难以放下,心,怎么也不能平静。这是我回国后收到的第三本耿林莽的作品集,远眺窗外,那常年与我寂寥的书斋遥遥相伴的绵延西山和静淑的颐和园,此时早已消失在迷蒙的黄沙雾雨之中。不知道咋的,我的思绪怎么也无法从一种莫名的沉郁中涉水而过。我知道,此时的心情与半日来阅读耿林莽的散文诗有关。当然不是由于耿林莽作品所传达的“忧郁美”所至[1],而是受到一种清醒的时代良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感染的结果。

如果大家需要谈论当代散文诗领域最大的贡献者是谁?那么耿林莽、海梦、邹岳汉是当之无愧的,我相信大家对此不会有任何的异议。在这里三位的顺序没有意义,因为三者贡献的方式各不相同,笔者只是从自己与三位前辈相识的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我与耿林莽“相识”(至今尚未面识)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从作品中认识了耿林莽,查到了他的工作单位,斗胆去信,没有想到他马上给我回了信,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被耿林莽感动的当代散文诗作者中远远不止我一个,许多青年因为耿林莽的存在才把自己对于散文诗的钟情坚持到底。笔者相信许多作者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在此不需要关于这个问题展开叙述。本文只想从耿林莽散文诗的诸多成就中截取其中的一个问题,谈谈自己对于耿林莽散文诗的阅读与由衷的崇敬。

耿林莽的散文诗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历史的沉思、文化的心旅、时代的审视、人生的谛悟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他的思考与审美对象。为此,想用一篇文章来谈耿林莽作品的全部思想完全是不可能的。虽然笔者总想对耿林莽的作品进行一次综述性把握,然而,时间实在不如人意,想着却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这篇文章,实在不敢奢望能够谈论许多,笔者只想把近年来耿林莽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极其明显的倾向作一次归纳梳理,以此为当代散文诗创作提供一种思路,一个极其需要散文诗作者们付诸创作实践的审视与思考向度。我所说的倾向是耿林莽散文诗所体现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民生关怀,冷峻而深沉的现实忧患。

 

一 从当代文学的“民生写作”倾向看耿林莽的民生关怀的意义

 

关于当代文学的“民生写作”问题在近年来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入世成功与国际接轨的追求让中国逐步实现向现代化社会的结构转型。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在现实中的重叠与交错,为文学创作之新的审美倾向提供了契机。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的历史反思、政治批判性关怀、人性解放的呼唤,逐渐被个人与时代的否定性审视、对传统文化寻根性反思的追求取代之后,当代的诗歌创作逐渐暴露出现实内涵缺失的“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的审美空洞与疲倦,由此导致了近年来走向审美情趣极端低俗的“梨花诗”和“脱裤子朗诵”等否定文学之人文意义崇高性的审美事件。然而,也正是这种现实背景下的另一种倾向,即通过网络等媒体而抬头的“民生写作”群体的陆续登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唤醒了人们回归生存现实的徘徊与迟凝。一般认为,这种创作最初是从在深圳、广州的“打工诗歌”开始的。那么,很显然,这种创作倾向属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存大背景的产物,是当代诗歌创作的一股新生力量。这些作者与此前的活跃在各个高校的“佼佼者”,或者说“精英写作”情况不同,一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名不见经传、甚至就生存在量化生产的流水线上的无名青年,所以,也被称为“底层写作”。根据著名诗评家王光明教授的总结,理论界对此还有其他说法,比如“在生存中写作”,“草根写作”,或者“新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等。对于他们创作的关注,有几篇文章很值得我们注意:《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刘旭,2004年);《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李少君,2005年);《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孟繁华,2005年);《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2006年);《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王光明,2006年)等。王光明教授对于“底层写作”的出现与存在归纳了三大特点:1)他们表现被遮蔽的世界(我们时代的主流是发展与财富,人们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与小资情调。为此容易忘记承担这些社会进步的牺牲者,那些被主流遮蔽的世界通过他们得以袒露)。2)他们属于诗歌的边缘部落(他们职业无定、身份不明、不被文学的主流刊物所重视,是属于我们这个华丽的时代被迫边缘化的一群)。3)他们的存在不仅仅只有社会学的意义(他们的“直接性”写作所具备的现实性、时代性、批判性的特点,由于脱离了旁观者与观察者的局限,拥有了社会学与文艺学的双重意义)。[2]

近年来文学界出现的上述这些“民生关怀”的写作倾向,当然不仅仅停留在诗歌创作领域,相关问题的小说、散文的作品也逐渐增多。由于散文诗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被文学界边缘化的境遇,文学评论家们不会太注意到散文诗的创作动态,所以,也没有人提及散文诗对于这种新的创作倾向的表现。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散文诗作品中这种创作倾向不太明显。虽然散文诗创作中民生题材也有所表现,比如赵宏兴《空巢的老人》和《返乡》(外四章),陈劲松《赤脚穿过城市的孩子》,司舜《满足的民工》等,而他们对于这种题材并不具备明确的民生关怀特征,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局外人的姿态出现。也许是笔者的孤陋寡闻,在我所读到的作品中,只有少数民族散文诗人莫独《浪迹城市的村姑》(十章),才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民生关怀的特点。正因为散文诗人们这种自觉性的追求不够,这样的作品在散文诗领域中还是太少,所以无法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其实,对于民生问题,耿林莽早已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作品中有所涉及,他的一些作品本来早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才对。然而,十多年来并没有发现多少散文诗作者作出相应的反应。而在近年,耿林莽的散文诗中民生关怀的作品出现了更多。从《草鞋抒情》(2002年)、《人间有青鸟》(2004年),到《三个穿黑大衣的人》(2008年),这种倾向一直有增无减。前面谈到,耿林莽的作品呈现着多元而丰富的审美向度,而民生问题却是他审视现实时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自觉的追求。他在一篇题为《散文诗能否野一点》的散文诗论中谈到:“不关心现实人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腐败黑暗的事物熟视无睹,只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抒发装点自家‘内宇宙’中那一点点个人悲欢,就很难将境界拓宽”。文中还指出了散文诗缺少“社会使命感”,“对善良弱小者的真切同情以及忧患意识”等问题[3]。对于散文诗领域存在着这些社会与创作关系问题的反省,一方面体现了耿林莽的“时代良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耿林莽对于自己创作的清醒追求。遗憾的是耿林莽的这种呼吁与追求,并没有引起散文诗作者们的太多共鸣,许多作者还是停留在“内宇宙”,或者“小感触”的沉迷之中。如果散文诗界更多的作者都能够像耿林莽那样,对于当下的生存现实、时代变迁拥有冷峻的目光,深沉的忧患,那么,今后的散文诗坛可能会更从容地走上当代文学创作的审美前沿,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时代大背景的审美参与。仅从这一点来看,耿林莽这些作品的意义是巨大的。

那么,耿林莽的民生关怀表现在那些方面?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并且积极参与创作尝试的都有哪些问题意识?其中需要怎样的审美精神?

 

二、对于社会进步中潜藏危险性的冷峻提醒。

耿林莽散文诗的民生关怀倾向,最初是从现实变化的冷静审视开始的。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发达、进步、繁荣并不是一味地乐观,而是首先摆脱了赞美者的姿态。比如,代表现代商业文明的道具的“电梯”,对他来说并不是登楼的轻松与速度以及购物的舒适环境问题,而是“人让位于物”的失业忧患。而在这个机械的立方体内,充满了“人与人面面相觑/相见何必曾相识”的冷漠(《体验电梯》)。而象征这个信息时代工业文明的“手机”,他所关注的不是便利与沟通的省事,而是短信息中词语的“疲倦”与意义“从诞生到死亡”的速度。而这种“都市里到处都有”的虫声,却人人追求,人们无动于衷于那种“旁若无人”的鸣叫(《信息时代》)。这里所传达的并不是表面上看来对于时代进步的拒绝,而是更为深层地审视着“时间”对于人的自然存在所拥有的原始意义的提醒。关于这种提醒,在《提速》、《蚂蚁叹息》、《闪过》等篇章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蚂蚁们穿过高速公路,也学会了亡命的奔波”(《提速》),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时代的车轮”,会把它们辗成粉末(《蚂蚁叹息》)。当然这种速度的追求,应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发展,问题是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是不应该忽视的。当人与人的交流转变成以短信的方式沟通,那么,久而久之,人的情感的温度也会逐渐成为数字的形式而失去了质感;当城市与城市之间,住宅小区与住宅小区之间,以最快的速度连接,那么这种时间的短缩,效率的追求所付出的代价将是“车上与车下相互的对视”只能在一瞬中完成,人们自然地“来不及接触爱情,天长地久的爱情,都只是闪过的一瞬”(《闪过》)。也许就是因为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一瞬”的情感传达,在近几年才会有些人把男女之间的情事当作一种随便的行为。长此以往,生命与生命的交融,灵魂与灵魂的翔舞将渐渐在“速度”中被人们遗忘。情侣们况且如此,更何况说突然在车上看到街上走着多年不见的老友、熟人呢?他们往往连一个招呼都来不及打,“风驰电掣的车子一闪而过”[4],机遇稍瞬即逝。许多人可能此后的很长日子,甚至终生不再有机会谋面,虽然居住在同一座城市。

对于近现代文明发展的批判,按理说是一种已经成为比较传统的人类审视生存意义的主题了。马克思哲学对于产业劳动异化问题的揭示与批判,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近代社会人们生存孤独与荒谬的揭露等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自从《第三次浪潮》一书出版以来,人们对于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生活方便、信息发达充满舒适预感的同时,对于其所带来结果的冷静反思在西方早已成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在这种所谓的后现代生存背景下所产生的音乐、绘画、文学等各种艺术的追求,正在日益改变着人们审美趣味。既然我们坚信散文诗也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那么,以散文诗的艺术手法来审视和表现时代的思考与审美当然也是理所应当。然而,中国当代散文诗作品中拥有这种反思的作品却不多见。而以工业文明的工具、机械为意象来表现的作品就更少了。也许就是为了填补这种缺失,耿林莽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识地尝试着把电梯、手机、楼房、广告、列车、桑塔拉、奥迪、酒店、酒吧等工业与商业文明的冰冷意象,都成为他的思想载体,以散文诗特有的艺术手法,即摘取其中一个富有特征、或者本质性细节片断进行审美的展现,以此折射作者对于时代进步的审视与反思。由于他的这些作品都是从批判性的角度入手,所以,耿林莽就谦虚地自嘲:“多么没有出息的时代落伍者的我!”[5]。然而,正是这种“没出息”、或者所谓的“落后”,深深刺痛时代的要害,让人不得不驻足深思。

那么,明明知道“落后”却要固执地发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根据笔者的理解,那是作者一方面需要提醒沉醉于时代进步中人们:在发展速度中“总会有跟不上趟的人”,这些人的命运是不可以被忽视的。而另一方面应该更为重要,即使那些跟上了时代发展速度的人,其结果的代价究竟是什么也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那么,很显然作者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在于警告人们:必须反思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所潜藏的盲目性与危险性。

 

三、揭穿繁荣背后的底层民生。

 

当然,对于时代的反思不能只是停留在上述那些外在大环境变化之后人的生存状态的省思,如果仅仅那样,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其提醒所能达到的只是隔靴挠痒式的触及,无法产生疼痛的力量。所以,进一步揭示生活在这些大环境变化中的每一种个体生存的命运,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点,耿林莽是极其清楚的,并且充满着深切的情怀。他所关注的个体,并不是那些时代的宠儿或者社会转型中的受益者们,而是把视觉锁定在那些支撑着这个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却是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人群身上。农民工,这是近几年来耿林莽一直关注的对象。这些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在城市化、商业化社会缝隙中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为当今社会的繁荣、发展流着最多的汗水,然而,他们只是贡献者却不是享用者,这种献身与待遇的逆转,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结构是耿林莽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在一篇题为《仰望民工》的作品中,耿林莽指出:他们生存在城市的每一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建设工地上,他们“虽然‘高高在上’,他们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却远远不是那样适于‘仰望’,而是被安排在不起眼的底层之一角。成了‘俯视’的对象”。他们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从高高的脚手架上下来,疲惫得像“一条游不动的鱼,钻进马路边的窝棚,躺下汗水淋湿的---七尺之躯”。这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章作品中的一节,说明了耿林莽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而在此后的作品中这种民生思考不断与读者见面。《登楼演习》、《竹叶吹梦》、《乌衣巷》、《陷落》、《手的档案》等都是这类作品。《登楼演习》写的是一座新楼岿然落成,在即将撤离工地时一位小民工钻进电梯,登上高楼的情景。在顶楼“盘腿而坐,像菩萨那样感受五分钟的庄严”。是的,我们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那些广告塔、星级酒店、购物商场、豪华公寓……哪里没有他们的汗水?然而,一旦那些繁荣落成之后,他们都只是繁荣的局外人,即使充满依恋地在这些地方偶尔逗留张望,也只能遭受鄙夷的目光,或者被保安们驱赶,他们的自作多情只能给自己招来嫌弃甚至怀疑。《乌衣巷》写的是孩子们都外出打工了,家中的老人经常“伫立在小屋的门口”等待,犹如被风“磨瘦了站立多年的山”,“只有乌鸦们每晚按时归来,与老人相伴”。《陷落》同样也是写老人的等候,内容却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煤矿陷落,孩子深埋在黝黑的地下,“背倚墙根的老人,还在那里静坐。/目光枯竭了,水已断流。/却还在等候。等候什么呢?”。这最后的一句“却还在等候”,犹如一把匕首,刺在读者的心上。如果说《乌衣巷》中的等待还包含着某种希望,那么《陷落》中的等待却是一种绝望。很显然,这是一种民生控诉的等候,一种社会良知的等候。而《手的档案》则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看手相的细节入手,提醒着人们记住一个“没有人查阅”的事实,这个都市化过程中的每一座高楼的一砖一瓦里面都封存着农民工们的汗水和指纹。

如上所述,耿林莽散文诗中有关民生关怀的作品还很多,比如《弄蛇儿和他的蛇》、《一九八号小屋》、《走过,走过街头》等。笔者在此无法一一细述,只能简单地向读者们提供一种阅读的提醒。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的转型,必然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牺牲和疼痛,而这些疼痛的群体往往不具备揭示自己生存的话语权,所以很容易被公共社会所遮蔽。那么,这就依存于在社会上掌握、或者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们,面对这种疼痛时所采取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有的人熟视无睹,有的人无动于衷,有的人麻木不仁……然而,我们的老诗人却以一颗悲天悯人的炽热之心,抚触着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炎凉民生;以自己仅有的社会话语权利,掀开繁荣表象掩盖下的多重社会真相。在这些作品中,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情怀、使命与信念回响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在良知与使命中写作

 

那么,耿林莽的这些民生题材与前面谈到的民生写作有什么不同呢?显然,耿林莽不是站在“在生存中写作”的角度揭露、表现民生的真实。所以,作品不可能是底层民生的参与者、体验者,最多也只是以一个旁观者、观察者的角色体恤民生。面对街头、路旁待价而沽的民工队伍,他甚至“缺乏走近他们促膝攀谈的勇气”,因为不欲承受他们发现自己无力相助时的“沮丧之情”(《 仰望民工》)。为此,除了在心底“仰望”他们,“敬重”他们而别无选择。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不是以“同情者”的姿态出现。我找遍了耿林莽的作品,只发现一处使用“同情”的字眼。是在谈论杂文的特点时提到的[6]。他呼吁作家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悯”与“怜”在本义并上不完全相同。“悯”侧重于“哀”、“爱”,而“哀”、“爱”的情感就没有太多居高临下的因素。是的,耿林莽的民生关怀总是以平等的姿态来实现的。

最能够代表耿林莽这种姿态的作品当然首推《仰望民工》,他在文中告诉我们:“我常以充满敬意的目光,注视这些建设者的身影”。那是因为:“尽管街头有烈日的灸烤,有冷风扑面,有菲菲细雨,有飘飘皓雪,他们的目光中依然闪耀着期待的火花和献身的热望”。再比如,他在面对宾馆礼仪小姐的微笑时,不是居高临下地感到那是应该的,不去追究那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问题,而是相反地想到那种服务所带来的疲惫:“只那么一瞬,你却/很累”。而更进一步,想到那些微笑背后可能潜藏的某种辛酸:“想起了医院里,妈妈病中的呻吟;/想起今天,一场不愉快的约会:情人的脸上失去了笑容……有人从面前走过去了。/你想推出微笑,已晚了一步。/一滴雨,渗出了眼窝。”(《微笑的失踪》)

大家知道,在今天商业社会里,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微笑服务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内容。也因此,许多人一到饭馆、酒店,稍微服务人员态度不够恭敬,就大发雷霆,经常为此欺负那些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女孩。然而,在这章散文诗中,作者完全没有居高临下地寻求接受服务的“上帝”心态,没有服务与被服务的观念存在,而是在一种极其平等的心态中感受微笑的服务。正是因为这种姿态,决定了作者即使自己不是属于底层生活的参与者,却也可以用心体恤底层生存中潜藏的某种真相。

虽然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国家和时代,作家、诗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一根最敏感的触须,深入到时代最本质、最疼痛的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作家、诗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些具备清醒的良知、拥有深沉使命感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耿林莽当然属于那种具备崇高人格与充满人文情怀的散文诗人之一,他心仪那些为诗歌而献身的诗人,他借用诗人孙静轩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如诗歌死亡,我愿做孤独的守墓人”(《诗的守墓人》)。他津津乐道法国散文诗大师圣·琼·佩斯的一句话:“对诗人没有更多的要求,如果他能体现自己时代经历创伤的良心”。勿允置疑,耿林莽的民生关怀体现的就是这种“自己时代经历创伤的良心”。这是一种时代良知的追求,也是一种话语使命的自觉担当。

由于受到鲁迅的影响,文学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散文诗只是“小感触”。而耿林莽却坚信:“小感触”不等于就是“易碎品”,“小感触”不等于“小摆设”,“小感触”一点也不小,里面可以拥有震撼人心的“大思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散文诗作家们必须以“伟大的人格修养,丰富的人生经验,深邃的思想和艺术储备作基础”(《散文诗能否野一点》)。而他的散文诗,就是在这种理想追求的指引之下,沿着这条路几十年默默走来的。

                                                                                  2008年4月30日草于 北京睡云斋



[1] 王志清评价耿林莽的散文诗具有:“颤栗人心的忧郁美”(《心智场景》第7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

[2] 参见:王光明《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2006·中国诗歌年选》,第一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

[3] 参见:《草鞋抒情》第220-22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4] 参见:《一个老人坐在铁轨上》(《人间有青鸟》第2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

[5] 同上。

[6] 参见:《草鞋抒情》第22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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