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这一代人”宣言

----周庆荣散文诗《我们》述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当今的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历史将如何审视我们？接纳我们？抽象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具有比较明确的时间与历史限定，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代人与“文革”有关又无关，与70年代出生的人有关又有别，而与所谓的“80后”的价值观就根本不同了[1]。当然，首先是由于与“文革青年”不同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境遇。

 “文革青年”大多出生于50年代，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浸泡在政治运动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政治的气候变化中，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无法离开政治语境对于他们的渗透。文革的十年带给了他们烙在灵魂上的伤疤，而这个伤疤后来成为他们的勋章。他们的伤疤让他们懂得了批判者和殉道者的自觉承担，而就是这个伤疤使他们在文革后获得了一枚走在现实社会时可以佩戴的历史勋章。他们参加高考时所向无敌，改革开放后他们成为第一波的弄潮儿，领导干部队伍实行老、中、青“三梯队”结合的时候他们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拥有“伤疤”和“勋章”。他们深知在文革的时候“现在，反抗就是死亡”，而在文革之后他们明确了“现在，骄傲就是死亡”（杨炼《诺日朗》）[2]。所以仅仅认为历史耽误了他们10年是不够的，历史同时也给予了他们10年。经历过程、成长环境、历史机遇都给了他们。所以当他们喊出“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时候 [3]，整个中国为他们共鸣。当他们宣言“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北岛《回答》）的时候[4]，整个时代为他们的殉道者姿态而感动。他们自觉自己是一座纪念碑（江河《纪念碑》）[5]思考着历史与现实，他们对祖国的历史怀抱着冷峻的批判与深沉的参与。所以他们“不怕显得多么渺小/只要尽其所能”，也要给后来的人们“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舒婷《献给我的同代人》）[6]。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历史首先赋予他们成长的艰辛，同时让他们获得了疼痛的经验和理想的自觉。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位是极其明确的，因为他们的这些定位更多来自于历史的选择。

而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显然不同，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最初要与 “老三届”竞争，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刚刚走进校门乳臭未干的大、中学生，计划生育政策却从我们开始实施，实行干部队伍“三结合”时候我们的资格不够，而国企改革，下岗时代到来时文革一代可以退休，而我们却首当其冲。因此，当我们走进社会时候，只能活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子里。同时又缺少70年后的一代来得洒脱、从容、干净、利索。我们无法做到毫无忌讳地享受当下、行乐今天。我们绝对没有勇气表白“我多么想，呵，坐在你腿上。因为我多么想呵 / 挑逗一位有妇之夫”（伊丽川《挑逗》）[7]，也没有心情像“爱吃虾条的青年死盯着她多元的乳沟。从中汲取出甜蜜的俄底浦斯回忆”（胡续冬《Marley咖啡馆》）[8]。更无法做到下班的时候，“兴奋得像一个莫名其妙的阴影”，走进夕阳里先用一分钟约会情侣然后回家（蒋浩《陷落》）[9]。因为我们不具备享乐人生的条件，所以不像这些70后的一代，可以追求“我要做一个享乐主义的人”而“用光这个世界”（李小洛《我要做一个享乐主义的人》）[10]，60年代出生的人最多只能在累的时候，心情不佳的季节里选择：“我懒得动/继续躺在床上”（赵丽华《继续躺在床上》）[11]，等等。70年代的人们可以相对的开放、大胆与明朗，而历史赋予60年代的这一代的生活与现实，只能是“以梦为马”，不断安慰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2]。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我们对于文革拥有记忆，也受过影响，所以我们时常也感到疼痛，但由于我们的伤疤没有痕迹，这些伤痕不能成为我们被历史选择的过去经验。为此，在某种意义上，6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属于“挂起来的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资格埋怨历史，也没有足够的经验让历史选择“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与尴尬。

那么，究竟“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存？既然历史不会主动选择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对自己做出选择，自己对历史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自己必须选择走进现实的姿态，这一代人的生存思考就呈现各不相同，也不像前面谈到的“他们那一代人”那样，拥有“我的同代人”（舒婷）的强烈自我群体意识。散文诗人周庆荣的这一组长达31章的《我们》[13]，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有意识出发，响亮地喊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他告诉人们他“在想整整一代人的共同的问题”。在这里，他揭示了“我们”的境遇、思索着“我们”应该如何在历史中定位、以及所应该采取的生存姿态等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以自己鲜明的时代参与意志，清醒的自我历史境遇性尴尬的自觉，为“我们这一代人”发出了坦然而无畏的“独立宣言”。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宣言，因而不受任何宣言的牵制”---第27章），但是，高明的读者不难感到作者的整组作品都是在“宣言”。在《我们》这组极其冷静的诗意嚎叫之中，作者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在阐释着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的境遇怎样？我们的姿态如何？

这组作品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从最初的“即自”思考（1-10章），中间的“对自”思考（11-23章），到最后的“即自且对自”的存在定立（24-31章），完整地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寻找自己所在、审视自己的境遇、为自己生存定位的思索过程。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很难把所有的思索都罗列出来。笔者只能截取其中较为鲜明的内容特点，归纳出以下几点思想的倾向性特征。

一、境遇的清醒与自我生存的明确定位

在《我们》的开篇，作者就明确地指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境遇：我们“孤独而美丽”。

“我们自己为自己取暖”。“我们试图不被忽视地活着，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只是寂寞和遗忘”。 “在众人面前，坚强是我们唯一的表情”。

 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被忽视”，我们只能在历史的规定中“寂寞和遗忘”地活着。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为自己取暖”别无选择。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存境遇。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到“南巡讲话”为止），走在生存的现实里，60年代的这一代人，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与我们无缘，我们只能协助着前面谈到的“他们的那一代”，充其量只是时代的配角，新时代的代表只有那些哥哥姐姐们，历史赋予“我们”的生存现实只有可望而不可及的“被忽视”。作者的这组作品，恰好就是完稿于1993年，属于改革开始进入第二个“提速”的阶段。“我们”一方面明白自己的境遇，所以对于自己的生存定位自然产生茫然。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自己就这样总是作为时代配角的命运[14]。 对于这些倾向，作者在这组作品中明确地进行了境遇性揭示。

在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清醒的境遇性自觉：“被忽视”。而这种自觉来自于自己社会生活的参与过程中的经验结果。“不止一次地，我们希望每一次伸出的手都能有所回报：不止一次地，我们怀着热烈的畅想，希望自己的这只手能不被人拒绝”（第2章）。然而，现实却是事与愿违，不能如“我们”所愿。“我们”无数次“伸出去”的手往往都是被拒绝的，更多的情况握到的只是空气般的“虚无”（第2章）。所以，“我们”明白了要在这样的境遇中生存只能“自己为自己取暖”。那么，如何“取暖”呢？作者所表现的是：自觉、自励、自信。

人在面对自己的生存现实时，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与选择。抚摸着历史愤然批判，或者揭开伤疤展示悲剧性过去，这些都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所能为。我们无法去撕开历史真相的面纱，所以不会喊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回答》），我们能做的只是：“我们遇到坎坷，想到的是曲径有终；我们遭到诋毁，想到的是快乐的前奏”（第8章），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自觉。因为“我们”坚信：“所有卑鄙的人也并不会比我们得到的更多” （第8章）。很像然，作者在这里展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豁达与坚毅，当然这种心态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境遇的自觉。由于自觉使我们对于自己“被拒绝”的结果是有所预感的。所以，“我们”并不会埋怨甚至诅咒历史与现实，而是继续着“想抓住美丽的星光般的命运”（第2章）。那是“因为我们正在年轻的时节”，所以相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抚触独一无二的生命”（第2章）。“仅凭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血性，去创造生活，去证明自身”（第8章）。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生存的自励与自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应该拥有的生存自觉与境遇性认同之后所应有的自我定位。

二、反思境遇的原因与自立的姿态

那么，对于自己的境遇有了上述的自觉之后，作者从“我们”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境遇的反思开始，寻找自己所应该拥有的价值取向与自足自立的可能性。

首先，作者意识到因为“我们在行程中，都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充分的理由”（第3章）自我说服。所以，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自己。“一双手曾向我们伸出，但被我们忽视”，“一支歌曾真诚地响在耳畔，但唱歌的人依然遭到我们的冷落”，那是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第4章），或许是“我们太爱我们自己”（第3章），或许是我们“宣称自己与众人一样”，却要“承受更为深沉的注视”（第6章）。所以，我们只是在飘雪之夜，在感到寂寞的时候，“我们或许会短暂地想起别人”（第4章）。

很显然，我们的存在“被忽视”首先是由于自己也在“忽视”别人。一种拒绝他者的姿势，是自己被拒绝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自身一开始就是保持着这种“拒绝”的态度。“我们”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拒绝”的姿势，主要应该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担心走前人的路，因为“我们即使呆在原地，因为道路是相通的，我们也因此走着所有人的路”（第5章）。这就与“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理想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如果选择走前人走过的路，虽然“我们热情的面孔迎向所有的人”，但是，“在前面的人涉过了小河，却将桥身毁弃”。我们必须面对这种被拒绝---背叛与不忠----的痛苦经验（第7章）。所以，我们虽然将“远方的那片天空”描绘成“温柔的场所”，而我们只能“依然原地厮守”（第5章）。因为只有那样才最安全。

就这样，在拒绝的姿态中，作者明确地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够说服我们，我们永远是我们”（第5章）。而这样的“我们”，就只能“为信念而活着”，并不断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倒下”，走在众人的面前，“坚强是我们唯一的表情”（第6章）。我们只能是一群“孤独的行人”，行走在“一条最为平静的路”上自足自立（第7章）。

黑格尔对于存在与世界的关系概括出三种发展阶段：最初是“即自存在”，也就是对于自身存在的自足性认识。可是这种存在缺少他者的媒介是无法确立的。那么就需要拥有“对自存在”的意识，即通过面对他者来反思自身存在。而在“对自存在”的时候，为了保持自身不至于丧失，就需要再一次返回自身，这样才可以达到“即自且对自存在”的境界，也就是即清醒地保持自身存在又完成了他者意识的融入。世界上任何自足性存在要实现真正的自立，只有这种“即自且对自”的清醒自觉才能得以完成的[15]。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因为“被忽视”，所以就一味地追求自足与自立。然而，如果这种追求仅仅停留在对于他者的“拒绝”层次，这种“即自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法真正完成自立的。因为“我们”同样会对于自己因拒绝而产生的“距离与陌生总是不安”（第9章）。所以，“我们”还要面对他者（现实），认识到自己如果停留在拒绝的阶段，那样的“‘我’是极其渺小又卑微”的（第9章）。我们的作者对于这一点是清醒的，因此，他的思索在不断发展，省思着“我们”是否需要“与那些本不能同时登上同一舞台的人默契配合”（第9章）？进一步就得考虑如果需要，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和解”姿态的问题。

 以上的这些内容，鲜明地刻画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一种既受过伤害，又需要豁达；既需要“拒绝”又需要“认同”，也就是说虽然感到通过“拒绝”找到了自己，但又惶恐自己陷入被拒绝的孤独。所以，本能地需要在生存境遇中寻求认同的可能性，在认同中完成自己，达到真正的自足自立。

三、通过走出“我们”来完成“我们”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自己的境遇的原因拥有了清醒的自觉之后，自己与世界

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存境界。在此，我们坦然地向这个世界表达了自己的生存态度：“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当然也希望不被别人伤害”；“我们不愿欺骗每一位善良者，甚至狡诈者，同时也期冀没有人来欺骗我们”；不愿……“不愿把自己的欢乐与幸福的实现建立在他人的沉郁之上”（第10章）。这里所发出的声音，显然代表着我们的入世理想与宣言，作者使用了几个连续的排比句子来表达我们与他者发生关系的时候，自己“所追求”的与“所不愿”的。而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理解的“生命的自如和洒脱”（第10章）。这些愿望与理想，犹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永远恋人”，让我们在“爱和被爱中活着，毫无牵挂”（第10章）。

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一组散文诗到了这里（第10章）本来就可以完成，或者说已经完成了。然而，作者却仍然继续进一步展开对于自己宣言的诠释，一共写到第31章才结束全文，为什么31章，其原因何在让人多少有些困惑。一方面如果从作者的年龄与写作日期来看，创作这组作品的时候作者刚好是在31岁的那年，那么这种章数的设定是否与此有关呢？对于这些笔者不能断言。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认为作者的这组作品可能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断断续续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思考备忘录。也就是说，整组的散文诗不是按一个整体的结构来展开的，其章数是随意的。然而，从此后的21章的内容所隐藏的结构来看，笔者感到作者似乎是有意图的，或者说他在创作《我们》时并不是随意的。即使作者自己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着一个从“即自”到“对自”，最后达到“即自且对自”的展开过程，而作品却告诉我们其结构就是这么完整的。如果说上面谈到的从第1章至第10章都属于一种“即自存在”的内容，那么，很显然从第11章至第23章，作者所抒怀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种“对自存在”的视点而采取的态度。而从第24章开始到最后，叙述角度已经是站在“即自且对自存在”的自我完成的高度中展开的。这样看来，这组散文诗的内在结构应该说是比较严密的。即使其章数是随意的，而内容却是完整的。

在第11章作者首先道出了“我们只有无可选择的选择：让人耻笑或者为人称道”，所以他在思考“整整一代人”的共同问题。这里明显的出现了注意他者的眼光，也就是社会对于我们追求的评价问题，这种思考是“对自存在”的思考。接着在第12章道出了疑惑与自问：“有多少道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有多少风景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象征？哪一段往事自己成为最骄傲的主角？”，在第14章毫无掩饰地承认“我们是带着问题寻找答案的一代”。带着问题当然不仅仅只是自身的问题，而这些答案在自身中也是无法完全找到的。所以，作者期待着我们能与他者“在同样的天空和太阳下，注视着前方黛色的山峦和那一抹慈祥的红云，能忘却人类所有的差异”（第16章）。这里的态度与前面把远方“描绘成最为温柔的场所”（第5章）的态度迥然有别。“温柔”是属于同龄人之间才会出现的律动，而“慈祥”却是面对长辈时才能获得的情感。所以，这里所喊出了忘却“差异”的理想体现了一种“对自存在”的觉醒。有了这种觉醒之后，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尊重往古耸立的一座座高峰，但它们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从不后悔自己没能参与从前那些一次次伟大的活动”，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第18章）。到了这种境界，当我们再次把手伸向空中时，再也不是感到握住空气的“虚无”，而是感到空气从指间“自由地滑过”。虽然我们还是一群“浪迹天涯的人”，然而“我们有自己的宿地”（第19章）。因此，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维系，我们不属于任何力量，但又为任意的力量所拥有”（第20章）。好一个“为任意的力量所拥有”，这种悟性不仅拥有“对自”意识，已经露出的“即自且对自”的饱满。只有到了这个高度，我们才会从原来的寻找自己，进而面对自己，至此达到了先放弃自己，在放弃之中获得了真正自己的回归。所以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是一群平凡得近乎渴求被遗忘的人”（第22章）。

就这样，作者在这些章节中，主要在于揭示“我们”如何在走出我们“自己”之后获得“我们”存在的思考，突破了“我们”的曾经的狭隘与偏执，使“我们”的存在拥有了具体内容并显得饱满丰富。

四、我们的家园只有我们自己

当作者完成了上述“对自存在”思索之后，再次回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把握。从第24章开始所宣言的内容，显然表现出最初10章处于“即自性”思考的时候所没有的真正的豁达与从容。在这里，“我们”坦诚地承认自己“学会宽容”（第24章），“学会了赞美和掩饰”（第25章），从而“轻易不再言辞激烈”（第26章）。因此，“我们”感到了“脚步轻盈”，再也不怕“阻隔”（第27章），“我们灵魂的青鸟正奋翼迎向那最为湛蓝的高度”（第28章）。在这种高度之上看清了自己曾经被“风景”拒绝，世人对于我们的“失望”来自于我们的“固执”与“忽视”而至。从而明白了：“任何人也没有拒绝我们，任何历史和现实也没有故意地将我们留给孤独”（第29章）。而我们故意所表现的“拒绝”姿态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拒绝，那只是“我们”梦想着自己“能走上一条属于众人心愿的路”。所以，实际上“我们没有拒绝任何人，没有拒绝任何历史和现实”。就这样，在作者心中，“我们”与“他者”达到了和解。当然，这种“和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属于“我们的快乐只能与孤独的自然共存”（第30章），但我们也无怨无悔。至此，作者彻底地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存在的审视，从而完成了“即自且对自”的存在自觉。他宣布“属于我们的道路已经走完”了，“我们自己的歌已经唱尽，明日依然回响的将是另一群人们那全新的歌谣”。而未来、历史如何评价我们，审视我们，“寻找我们过去痕迹”的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自然的结局----我们的子孙们（第31章）。

我不得不花费这么长的篇幅来梳理作者的上述思路，是因为作者在《我们》中的思绪是一种辐射性的展开，很难一一落实到具体的完整章节之中，而前后的关联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暗示。只有通过全体的阅读与把握，才能总体获得结构性的阐释。作为一部“宣言式”的作品，其表现所采取的跳跃性的展开过程，浓缩性的情感与思想的表述当然应该予以认可。在这种认可的前提下，如果说需要笔者为全文作出概括性揭示的话，那就是作者通过审视我们，走出我们，回归我们的内在思考的发展过程，向现实与历史揭开“我们这一代人”生存现状，入世态度与人格理想。这组散文诗的意义，与其从作品的艺术性的价值向度来寻找，不如关注其思想性与时代性的特征。从语言的风格来看，让人想起颂歌体作品的直抒胸臆特点。然而，作者在表现上完全扬弃了颂歌体的做作与矫情，也不盲目批判，更没有一味地发泄不满，而是极其真诚而坦然地高歌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意志与理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意识的特征，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存在特征。

在这里让我们回到最初所谈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不像60年代之前的“文革那一代”来得沉重，也不如70年代出生的人来得自由，60年代出生的我们虽然追求“生命的自如”，其实我们很难做到自如。60前的人们在“政治中”找到了自己，70后的人们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而我们只能在“自己之中”寻找自己。正因为这样，作者才会一语道破真相：“我们没有一代人的宣言”（第27章）。才会期待着：“自然就是自然，寻找我们过去痕迹的却不是我们自己”（第30章）。

60年代的作者们当然不会都像我们的散文诗人周庆荣这样，因为相信当下，所以才会相信“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第18章），才会勇于自觉地代表着一代人，向时代发出“我们”的存在宣言。这可能与作者的现实生存状态有关，因为作者自从1995年下海从商之后，在自己的价值观的指引之下，经过多年的坚韧拼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功的人。而同样属于60年代出生的人，由于当下生存的状态不同，有的只是安慰自己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的仰望着星空，想象着“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16]；而有的就更为虚无：“我们又能知道一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有关大雁塔》）[17]，等等。而笔者[18]我自己也是如此，多年前由于觉得自己与自己成长的时代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索性把自己审视世界的目光朝向“人类文明”的全体过程，通过人类整体生存的境遇来反思自己的历史与生存现实，拙作《飘移》、《房子》、《异乡人》就是这种审美抉择的结果。而当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商业化时代的日新月异的到来，现实社会中庸俗的情感日益泛滥，面对这种状况，切肤感到自己不能对于现实再视而无睹了。从而改变了表现内容，追求把自己的视点转向审视人类作为个体生存的生命临场体验，通过散文诗艺术固有的细腻手法，尽可能逼真地揭示生命的审美愉悦与人文境界，寻求向这个时代的人们传达一种对于鲜活生命的审美提醒。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非统一性，缺少“一代人”连带生存意识的多元倾向，通过上述这种各自回到自身中寻求自足自立，在自己之中寻找自己、确立自己的生存理想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的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一代人”的连带自觉，也许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只能代表他自身的生存意志与理想。也许他自己也已经拥有了这种无力之自觉，不然在全文的结句中，他怎么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只能交给子孙们来定论呢？

                                                                                                   2008/04/18 草于睡云斋

（本文在《散文诗世界》2008年第六期刊载，《常春藤》诗刊第七期，《诗潮》诗刊第九期预定刊载）

[1] 笔者在这里所作的时间断代，只是从相对意义上的倾向性角度出发的划分。比如说40年末出生的人在此可以归入50年代，而同样是60年代的人，60年代末出生的人与到70年代中期为止出生的人的价值倾向却比较相似。而80后的人也一样，85前与85后就存在的比较大的不同。所以，作为一种归类，笔者只能采取这种较为“简单化”的断代方式，不然就难以获得某种可以区分的标准，特此说明。

[2] 杨炼出生于1955年。

[3] 顾城出生于1956年。

[4] 北岛出生于1949年。

[5] 江河出生于1949年。

[6] 舒婷出生于1952年。

[7] 尹丽川出生于1973年。

[8] 胡续冬出生于1970年。

[9] 蒋浩出生于1972年。

[10] 李小洛出生于1970年。

[11] 赵丽华出生于1964年。

[12] 海子出生于1964年。

[13] 作者周庆荣出生于1963年，《我们》完成于1993年，是他31岁时的作品。

[14] 也许就是这种原因，作者在完成了这一组作品之后（于1995年开始）远离创作、从空泛的境遇思考中走出，把自己投向价值观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投笔从商，实践自己对于新时期生存的竞争性参与。

[15] 请参照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大逻辑学》。

[16] 西川出生于1963年。

[17] 韩东出生于1961年。

[18] 灵焚出生于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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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喜欢聆听的孩子

北京·灵焚

从今天开始，让我从月亮树上随手摘下一片夜色，吹响几朵飘过心底的悠蓝，在你的聆听里悄然无声地降落。不要惊醒你，只要你心灵萌动时能够让盟誓与相约清澈相望。

深幽幽的夜，我们都守着属于自己的那座深藏在苇原边陲的岸。与月光之间的距离是一片悠蓝的湖水，空中是雁阵踏过的一道道洁白的路径。

不能惊动你的聆听，让我退隐在远处，远到声音不能抵达的地方才把送给你的那一袭夜色吹响，悄无声息地把你覆盖，让你拥抱着属于自己找到的那片悠蓝安详入梦。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相遇也不需要相遇，这不会改变我们因为相似而相识。即使愿望的果实足以把歌声的枝头压断；情感的纤手已经解开语言的内衣。

这样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让每一个清晨都赤脚从夜里走来，在每一片叶子上采摘低垂的露滴，收藏每一夜饱满而晶莹的心事。

                                               （ 作品080603号）

残酷的一瞬过后

       ------ 寄语一些人的未来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一种状态是应该那样的，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一定会懂得感恩，一定能够豁达地审美生命的际遇与长度，平静地面对失去和获得。

这不，没有任何预感，一瞬的残酷，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一只手，那一条腿，那一生相守的愿望，那些世事未谙的孩子们的母亲和父亲……这些，都不容分说地在岁月中告别了。

本来习以为常，理所应当的一切都改变了。对于你们，从此的地平线是倾斜的，视线不再高高站起，即使屋檐上低矮的天空也不能伸手触摸了，生活的每一种惬意都会被每一次艰辛的提醒压碎。曾经拥有的那只手，或者那条腿，那追风中轻盈的步履，那旋律里起舞的身姿，那些缱绻醒来的情感生活，都只能在记忆里埋葬或找回。母亲与父亲，那双呵护的眼睛，那些慈祥的表情，岁月的枝头上，过去的生活都枯萎了。

在那罪恶的一瞬，在那残酷的一瞬，在那命运的一瞬，你们选择了生命，或者是生命选择了你们。所以，你们需要为这种选择继续着几度风雨，几场霜雪的漫长过程。

此前，也许从来还没有想过未来，或者还不懂得什么是未来，而你们已经被迫穿过了命运中的那一瞬，此后，未来始终会站在你们的面前需要抉择。

是的，抉择！激情下伸给你们的手不可能从此常年恒温，一场情感的风暴过后将会迎来死一般的寂静。生活更多的情况是没有波涛的湖水，很深，很静，比江河空阔，离大海遥远。

那么，从此以后，什么是你们的心灵在湖中划动的桨呢？

是信念？

是意志？

是不断被自己点燃的希望？

还是学会豁达与感恩，展开自己的托举生命走远的那一双洁白的翅膀？

                                                                                       5月28日 睡云斋

                         （5月20日草于教研室，5月24日改于睡云斋）

山岗上的家 ----- 从儿子的愤怒说起

儿子为了报考怎样的大学与我商量，当爹的从现实问题出发认为以稳妥为好。然而，儿子却觉得自己要挑战最好的大学，当我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外国人的时候，激怒了孩子的潜在不满，当场向我发了一通火。面对孩子的顶嘴，作为父亲，为孩子设身处地想一想，觉得孩子的愤怒不无道理。为了缓解由于父母的生存背景所带来的孩子现在的尴尬生存现实，我就在离开日本的前一个月，在东京都圈的西南郊市，距离新宿30分钟车程的地方，为孩子准备好了一处坐落在山岗上的住居。

此文的思绪就是从这个“山岗上的家”开始蔓延……

  一

 儿子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了，蓦然回首，不知不觉自己已经人到中年。心情不禁黯然。这四十多年的人生，接近一半时间生活在国外，而国外的生活总避免不了漂泊的沧桑与孤独。因为不是自己的祖国，又没有打算在异国生活一辈子的人，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是任何优越的物质条件都不能替代的。由此，我逐渐明白，所谓爱国，绝对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崇高情感的悸动，而是一种相互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游子需要祖国或者乡土，才会不可遏止地把祖国或者乡土作为自己的神往与献身的对象。正是由于这种心灵的需要，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声音，多年前，返回祖国定居，终止了继续漂泊的脚步。

长年的海外生活所体验的切肤之感：漂泊是人生的最大苦痛。为此，常常会想起那些失去国土家园的民族，他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胸襟和意志面对那种失落与苦难呀！？人们都说找不到心灵归宿的人生是最不幸的人生。然而，从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如果现实中那个民族丧失了土地与家园，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为了获得自由的定居地漂泊、迁移、流血……那么，与自己的民族命运生死与共的每一个人，此时的境况与那些多少还能在形而上的层面，在情感色彩里调节现实感觉的心灵不幸相比，将更为严酷、更为具体地面对现实的悲惨！正因为这种体验与认识，在国外生活的这么多年，每当看到某些中国人为了讨得外国人的同情与支持，为了获得在异国定居的许可，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对外国人奴颜卑膝，就按耐不住自己油然而生的愤怒与厌恶。那些人为什么就不明白：维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从容行走，能够拥有一份自由生存情感的就是他（她）们所“嫌弃”的祖国呢？不管你自己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承认还是不承认，这种潜在的心灵归宿地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然而，从心理认同来谈祖国，问题会变得很复杂，在这样一篇杂感随笔里是不可能具体分析这个问题的。不过，构成祖国认同感的最根本的两种因素还是可以说说。我觉得人对于祖国的认同感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自己的出生地，所拥有的国籍、以及自己民族对于每个人自身的自然规定。之二就是从小到大的成长地，特别是自己所接受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教育所拥有的人文规定。在自然规定中，土地的因素，即乡土的认同倾向是根本，无法超越。而在人文规定中，文字，更确切地说，那就是母语的认同倾向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的出生地与成长地是一致的，那么其对于祖国的认同感就会处于自然规定的自我同一性之中。乡土、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就会和谐地统一在自身的价值判断与心灵趋同里。而如果一个人的出生地与成长地不同，特别是自己的国籍、民族与自己所使用的母语一旦存在不同，语言所承载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感觉就会对其产生潜意识的规定，那么，这种人的祖国认同感会处在自然规定与人文规定的分裂状态。他们该如何处理乡土与母语之间存在的不和谐冲突，这就不仅仅只是从心灵的层面上进行逻辑自恰性的暗示，或者凭借某种忘却性的自我超越就可以得以解决的。

儿子的愤怒就是来自于这种内在冲突的外化。出生在中国，却在很小的时候被大人带到国外（日本），使他在异文化中接受了学龄前以及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那么，对于他来说母语自然就是日语。中国对于他只是一种履历上的祖国。他在血缘和民族性认同之自然规定上属于中国，而在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人文规定上对于日本却拥有心灵的趋同。因此，他在对待祖国的情感上是属于分裂性的。比如，在每一次看电视上的世界体育比赛的时候，遇到中国跟其他国家比赛，他就会希望中国能赢，而如果遇到中国跟日本比赛时，他就沉默不言。现在想起，那就是他在那种情况下不知道应该支援那一方，心灵的天平找不到一个向某一边倾斜的契机。这次高考，凭他的全国统考成绩当然应该义无反顾地挑战东京大学，因为他的平均分达到了90分。日本的高中生参加高考时一般都向往这所最高学府，犹如中国的学生的北大情结一样。可是考虑到考大学除了实力之外还有运气，在没有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前都很难说。所以，我建议他是否可以考虑降一个档次，报考大阪大学如何？因为这所大学也非常好，其层次仅次于东京大学。为了保稳，这是理智的选择。特别是如果东京大学考试时自己的实力得不到正常的发挥，一旦失利就比较难办，就会有面临回炉一年再考的危险。这对于作为外国人的他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就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句话把他给弄急了，他回击我不要提醒他与日本学生的境遇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大家有所不知，日本的高考与中国的制度不同，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高考比较残酷。日本的大学分为国、公立与私立两大类。每一个考生都只能选择报考其中一所的国、公立大学，不能够同时报考两所或者更多，因为这些大学的考试是在同一天进行的。当然，私立大学报考多少所都是可以的，因为考试时间不一样。大家当然都希望上国、公立大学，因为学费比私立大学便宜了很多。在日本，最好的国、公立大学当然是东京大学（国立），最好的私立大学则是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次之。因此，所有的有实力的考生一般都是拥挤在这三所大学的门前，东京大学是奋斗目标，然后再报考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作为垫底。而一部分有条件的、只想进入东京大学的、并做好了如果失败宁可“回炉”思想准备的学生，在报考时更是背水一战。他们往往破釜沉舟，只报考东京大学一所。

面对这种情况，我当然尊重孩子的意志与选择的。既然他想上东京大学，那就让他报考东京大学。然而，孩子下决心了，做父母的也不能只是袖手旁观。我想自己必须在其身后略推一把。正在想着如何表达自己比孩子的决心更大的时候，国内的媒体正大肆谈论房地产“拐点”的问题。为了判断国内的房地产的价格是否合理，将来的走势如何，我想参照国外的情况来获得一些未来中国的预见性线索。我就开始在忙中偷闲时，在网上浏览日本的二手房网页，结果发现日本东京的二手房其实不贵，甚至有的房子价格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只要花费40—5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东京都圈附近买到一套一至两居的旧公寓。这在北京和上海都是做不到的，从中国人的工资水平情况来看，中国的房子现在真是贵得离奇。其中的原因在后面再涉及。我计算一下孩子上大学（+研究生）需要4-6年时间，如果在东京租房子，这么几年也要花费30-40万元人民币。既然这样，倒不如为了孩子上学期间的居住，先买下一套旧公寓，等到孩子毕业后如果不用了，再把那房子卖掉，至少还可以收回三分之二的投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能够“督促”孩子最后冲刺的最好办法。那就是说，既然孩子想报考东京大学，那好，父亲就把孩子在东京的房子准备好，这样孩子就非考取不可了。这当然就成为父亲的一份无言施压，把孩子的“回炉”退路堵死。因为在这之前，孩子学校的老师找过我谈过话，希望我让孩子只报考东京大学一所，以便让他专心复习，这孩子一定要让他上东大，不然很可惜。当然，考试除了实力还有运气问题，如果万一考场发挥不好落第，让孩子回炉一年一定也能考上的。这就是学校的判断与建议，然而，我拒绝接受这种建议，要求孩子必须同时报考庆应义塾大学作为垫底。并告诉孩子，不要给自己留下退路，他的机会只有一次，不行的话，一般的大学也要去读，自己的人生必须自己负起责任。因为至今为止他在学习上用功不足，高考正是他承担自我责任的时候。

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做父亲过于严酷，而我觉得不是这样，多年来我们尽全力为孩子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学习条件，而他并不十分用功学习，却坚持自己的主张：读书和娱乐两者可以兼顾。当然，我知道这是作为高考前高中学生的理想生活状态，能做到是再好不过的。然而，理想与现实在这里很难得到和谐统一。由于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把许多时间都花在学校的集体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之中，学习成绩一直处于自己的潜力无法达到完全燃烧的状态。那好，到了高考了，一方面想考上理想的大学，另一方面又希望父母给予一条遇到万一时的退路，这是不允许的。人的一生最终只能靠自己，生活不可能都是那么温情脉脉的。成人后走向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性是必须自觉面对的，而这种自觉越早越好。所以，人要达到某种人生高度，实现某种理想的目标，需要用自己的意志和毅力战胜现实的种种诱惑。生活在随心所欲中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的。现在温存了孩子的需求，对于孩子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父母不可能一生都有能力呵护孩子的。那么，与其非理性地给予孩子宽容，不如伺机磨炼孩子。尽早让孩子懂得自己的人生必须自己负责，知道每一种向往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此时我不宽容自己的孩子，虽然在心里多么想能为孩子分担一些应试的压力。但是，我反而采取了施加压力的措施，就看这个孩子是不是一块料。如果经受不了压力，心理素质跟不上，那就不是一块料，那就不要进入人才汇聚的名门大学。与其让他在那残酷的能力竞争现场累得气喘吁吁，不如进入一所比较一般的学府，轻轻松松地度过几年大学生活对他也许更好。

就这样，我就把为孩子上大学是否应该购房的苦恼告诉了在日本的一些朋友，那些朋友都觉得这个想法比较合理，很值得去做。为此，有一位日本人朋友专程来东京跟我一起去看我在网上检索到的一套觉得比较合适的房子。由于房子的价格不高，我对那房子的状态并不期待会有多好，只是想能够居住的就行了。可是到房子的现场一看，发现比自己的心理预期要好得很多。而那位朋友更觉得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便宜就能够在东京附近买到这样的房子，其结果他比我来得更为积极，知道我由于经济上的压力而有些踌躇难定,当场表示他已经把银行卡都带来了,他可以马上为我先我垫付不足的部分,如果暂时没有钱此后慢慢还他就行｡

在此后的几天里，经过一场理性权衡与价格交涉，就在孩子全力以赴鏖战考场的那一天，我也在不动产中介公司里与原来的房主签署了买卖合同。为了不想占用自己的太多时间，我就拿着朋友汇来的钱在签约当天全额付清，所以当场就拿到了房子钥匙。就这样，从看房子到签约到购买家具等生活用品搬进，全部加起来只用了五天时间，这套为孩子准备的、也为自己在东京行走时的落脚点，已经可以居住了。

签约的那一天傍晚，就在我签好合同返回自己住处的路上收到了刚考完试的儿子的短信，他的统考已初战告捷，接下来就看下一个月由大学出题的考试了[1]。

二

我的那位日本友人来东京是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所以，适逢平安夜祥和的夜晚，看完房子回来，我们就在新宿车站南口，在梦幻般霓虹灯所包围的星巴克咖啡厅里，从是否需要购买这房子与孩子将来上大学生活的关系问题谈起，话题逐渐转到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生活倾向，那都是中国人似乎都有置家购房情结，只要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努力争取，梦寐以求能够居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而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许多人宁可租房子居住也不太热心购房置业。日本的银行贷款利息非常低，每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都可以轻松地从银行贷到购房款，“零首付”的现象不足为怪，并且每个月只需要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足够还贷。而那些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如果租房子生活，10年的房租总额足够可以买一套比较不错的二手房。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不愿意自己购房，宁可一直过着租房子的生活。比如说，我所认识的在东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他每一个月房租近20万日元，负担很重。我就想，那倒不如自己买一套，根据他的工资完全可以很轻松还贷，每个月有10万日元还贷足够了。当然我没有说，那是他个人的事情。

也许大家会觉得我遇到的只是特例，其实不然，我认识的其他大学的几位教师也一样总在租房子生活。当然，由于日本的大学老师收入很高，所以，大学教师中拥有自己房产的人总的来说应该是占大多数的，这主要与那老师的妻子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是懂得生活、善于持家与否等有直接关系。而大学的女老师由于独身的比较多，所以，租房居住的人比例更高。如果说大学教师属于特殊的群体，那么我们再看看一般的日本人。我在日本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同学，至今为止跟我保持联系的同学当中，还没有一个自己购买了房子的人。他们都是租房子居住，有的人都已经工作10多年了，而有一个在大学当老师的同窗也仍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从这一点来看，日本人对于自己拥有住房的渴望明显不太强，应该说是没有很深情结的。而我们中国人就不同，先说在国外生活的人。我认识的那些在日本大学任教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不自己买房子居住的，并且一个比一个买的房子漂亮、宽敞。而这些朋友在中国国内也都是同时买了一套甚至多套的房子。另外，有些在日本定居的朋友也一样，都是在工作后几年内就自己购房居住。有一位在名古屋的朋友首先买了一套宽敞的公寓，两、三年后来又发现一座五层楼的公寓有人要出售，他就决定再贷款把这座公寓买一下来，因为这座公寓已经在出租着，每个月的租金就足够让他支付按揭还有剩余。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与我儿子一样，也是今年参加高考，我们在电话里谈起孩子上学后如何解决住房问题，他的打算与我不谋而合，也是准备孩子考上哪座城市，就为儿子在那座城市买下一套公寓让孩子上学期间居住，租房付房租就是让钱如泥牛入海，一去不还的。而在国内的朋友们也都是只要可能就会买房子。有一位朋友的妻子告诉我她的感想，只有在自己有了房子之后，才不会有漂泊感，才会有家的感觉。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种心理倾向。上述这些现象，一方面也许可能可以说中国人很精明，很有经济头脑，比较合理地经营生计。然而，难道仅仅这些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吗？我看不见得，难道日本人大脑中就没有这把算盘吗？我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生存倾向，应该有更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我就询问那位来东京看我的日本人的朋友，他的回答与我曾经问过的一些日本人的回答一样，说不太清楚，都比较模棱两可。但是，他们的认识中都体现出一种共性的倾向，那就是日本人一般不太愿意借钱过日子，觉得欠债心理负担太重，生活压力太大心理承受不了。特别是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一个人如果遇到、或者要办一件什么大事，亲朋好友倾囊相助的情况很普遍，也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可是在日本很难看到这种现象，当然不是绝对没有的。一般情况下即使兄弟姐妹之间也很难做到倾囊相助的。比如买房子，你自己有钱就自己去买好了，没有钱就不要向别人借钱买，如果那样就是非常识。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规则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然而这种心理反过来看，也就是“也不希望别人麻烦自己”。“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用来描述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特点是再适合不过了。可能由于这些原因，造成日本人在购房问题上量力而行的消极选择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一般日本人在公司任职，经常要在全国各地调动，几年换一个地方。就是在同一个大学工作的办公室人员，一个岗位最多也只能干五年就要换岗位（校内移动）。那么，在某一座城市里如果买下了房子，在工作地点变动的时候就很麻烦，夫妻分居两地在日本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有的日本人认为就是这种情况大大限制了人们的购房选择。我承认这些因素的存在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我觉得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比如，大学的教师除了自己辞职，大学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可能被移动的，那么，许多大学的教师为什么也不热衷于自己买房子住呢？还有，亲朋好友不好借钱，可是许多房子都可以“零首付”，只要每一个月从工资中扣房贷，不要花什么钱就可住进自己的房子。然而，人们照样不愿贷款欠钱买房，为什么？面对这些现象，很显然上述的理由讲不通，倒不如说是不愿意承受由于欠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更有说服力。

我觉得任何一种现实生存所呈现出来的价值选择、行为方式、消费倾向，一定与那个人、那个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与日本人在购房置业上存在的不同消费倾向，其主要原因应该来源于这两个不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所至。日本人过度的危机感，中国人过度的安全感，这就是两种民族所存在的不同的集体无意识。生存在资源匮乏，地震、台风家常便饭一般发生的瘦长岛国上的日本大和民族，几千年来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频繁的灾难所带来的生命之脆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生存危机的本能反应，这种心理的长年积淀，就成为大和民族的一种潜意识中对于危机感的过度本能恐惧，危机感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这种集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日本人的民族集体心理特点的话，那就是“もう少し頑張ろう（ = 再努力一点吧）”，做好一件事情后，还会琢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得更好。做好一件物品后，还会琢磨着如何做得更完美一些。因为缺少安全感，那么总不能满足于既成的现实，总是感到需要再努力，不断把事情做得更好，把东西做得更精致，为此，日本人制造的汽车、精密仪器、电子产品在世界上有口皆碑，就是那种缺少潜在的安全感所引起的无法满足现状的心理激发了对于制造品的精益求精追求。也许可以说，大和民族心理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支撑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心理基础。而中国人则不同，如果也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もう十分である（ = 已经足够了）”。这是一种满足感的外化，中国人的这种满足感自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心理上潜在安全感过甚的基础。这种满足感，建立在中华大地的广袤与富饶的生存条件之上。几千年来，这个大陆民族在资源丰富，物产充足的生存环境滋养下，逐渐形成了炎黄子孙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安全感。中华民族的大气与从容、博大与宽容，就是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

正因为存在这种民族心理上的差异，中国的插花艺术传到日本之后嬗变为“花道”，中国的喝茶习惯传到日本之后发展成为“茶道”，中国的书法传到日本之后变成了“书道”，其根源就在于两个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存在的不同心理倾向。中国人只是发明、发现、达到一定的要求就行，不注重再向终极完美的境界继续追求，因为那样“已经足够了”。所以，中国人满足于停留在摸索、发现、整理出一套“术”、“法”为止即可。“术”、“法”是什么呢？“术”、“法”就是规律，是技巧，一旦被发现并形成了一个有规可循的路子，那就可以通过教育而被传授普及，通过学习而被人掌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表现得更为实用主义。只满足于“术”、“法”阶段的中国人创造性倾向，就是“もう十分である（ = 已经足够了）”的富足、从容心理的潜在作用的结果。而日本人却不满足于停留在技法、技巧的“术”、“法”阶段，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他们会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探索，直到进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之形而上境界。“道”是不可传授的，“道”需要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谛悟。日本人这种终极追求之路，其内在精神就是“もう少し頑張ろう（ = 再努力一点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也许可以说，日本人的心理中拥有更多的非功利性的赏玩意识、具备希腊式的旺盛的好奇心。中国与日本之不同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在文化上也就呈现着粗糙与精细的不同审美倾向。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中国人必求得安居，才能乐业，而日本人则知足于借居，追求敬业。

那么，这与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容易陷入不安、对于危机过度敏感的人，不愿意背负债务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已经承受不了潜在的不安所带来的压力。那样当然直接影响他们的购房冲动，只能选择在自己的经济能力可能的范围内消费。而中国人却不一样，总是感到天塌下来会有高的人在顶着，遇到困境总有办法解决的侥幸心理在购物时同样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再加上过去的几十年的贫穷养成了人们的精打细算生活的习惯，每一个月付房租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委曲求全而已。所以，一旦参加工作，就开始省吃俭用存钱，到了自己的存款够了首付的时候就会马上希望购买自己的住房。至于将来能否还得起每个月的按揭另外再说，反正别人还得起贷款自己一定也会有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些流传久远的谚语都是中国人在心理上的安全感的一种通俗写照。

我与日本友人漫无边际谈论这些没有结论的问题时，不知不觉深夜临近，那朋友就急急忙忙坐上最后一班特急火车回家了，而我的思绪却还在继续。

那么，自己又不想长年呆在日本，这在日本购买房子又何必呢？这样对于孩子不会太奢侈了吧？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让他自己去租一间房子住不就行了吗？特别是孩子是否能考得上东京大学，结果还没有出来，准备好房子难道就不担心计划落空吗？

我想，大家一定会对我的此举，发动诘问的大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三

至此，问题的视角必须回到前面谈到的问题、即每一个人对于“祖国”的认同感与房子如何相关，以此更为宏观地把握至今为止谈到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不能从仅仅购房的这个具体问题中跳出来思考，那就也只能是与炒房投资者一样的心态面对房子问题。

我曾在《谈谈回家》的那篇随笔中谈到自己对于家之所在的迷惘，究竟自己的“家”在哪里？没有答案。也许是自己从童年时代就缺少一个完整的“家”的现实氛围，让自己形象地架构温馨的归宿，几十年来无论现实和心灵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身养心的私秘空间，渴望着那种随性移情的场所，这就酿成了痼疾，患下“家的情结”至今仍然郁怀难遣。

世界上确实有时存在着瞎猫与死老鼠的逻辑真理。如果凡事都从结果来定论某种生存现实的前行判断，那么，非能力而抓到死老鼠的瞎猫，在结果的获得面前，往往会被错冠以“远见”、“能干”等美名，而“死老鼠”就成为构成某种或然性的逻辑契机。我就是这样，自己能够逃过06、07年的中国地产升温后的恐惧抢购，可以静观善良的人民如何非理性地追赶着日益升空的购房心理泡沫，仅仅只是自己的“痼疾”使然，并非远见所至。

朋友们总笑我有“房子情结”。确实，我的痼疾在现实中体现的就是对于“房子”的非理性渴望。所以，不会去考虑房产的现实与未来所存在的升降问题，只是为了自己心灵的需要，一到某个地方生活，首先考虑的就是为自己安置一个可以堆书的物质性的“家”。最近几个月在网上总看到关于国内的房地产“拐点”的文章，地产巨头和行业专家们纷纷登场，各自兜售隔靴搔痒的廉价唾液，在那些对峙不让的“高见”笼罩之下，全中国的贫民百姓都在五里雾中不知所向。其实，我觉得对于购买房子，应该分为自住和投资。为了投资就得考虑是否物有所值、能否盈利，这些人可以关心价格的高低、购买的时期等问题。而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居住所需，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些。因为那房子是自己身心的需要。人的一生最大的购物就是安家置业。从自己生活的舒适度、上班的距离与交通、医院、学校、购物的便利性等因素出发，只要能符合自己的理想住居的预期条件，在自己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可以不考虑价格与时期，在需要时就要购买。花那份苦苦心思，心操得不能入眠，那种苦恼对于自己的身心伤害远远超过了价格的因素。购房应该与成家一样，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现实与心灵的需要，必须抛开过多功利的因素。犹如婚姻主要是听从感情的真实律动，可以超越现实的地位、家庭、学历等约束，不会总被世俗的条件所左右一样。遗憾的是，许许多多人都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把自住购房与投资购房混淆起来，总希望自己尽可能不吃亏，所以就患得患失，正因为这样才被市场的炒作者所左右。这也许就是中国的房价总在走高的原因之所在。那是因为，当这种需求理性混淆了投资与自住的区别，一旦与中国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结合起来，那就决定了中国的房价始终拥有巨大的心灵市场，不断攀升的概率大大超过了可能降价的期待。那么，那些总在等待时期的人，最终一般都很难逃脱陷入不得以参加“抢购”的命运。为此，笔者籍此奉劝我国人民：房子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购买，而不是等到合算的时候购买。我的这种看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非理性，但实际上这是最理性的现实选择。

为了孩子上学的需要，我在异国购房就是这种思想在起作用。我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将来是否会保值，升值空间有多大，现在的价格是否合算，是否应该等到再便宜一些购买等等，我只是为了孩子在国外生活的身心需要，让孩子住在自己的家里。这是第一考虑，也是购房的最终目的。虽然有考虑到将来孩子毕业后再卖掉，收回一些现在的经济投入。但是，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万一几年之内发生关东大地震，那么就有可能分文都收不回来。所以说，对于未来的预期只是一种梦境，是为自己决定某种行为时找到一个自我说服的理由罢了。不要把预期当着一定能够得以兑现的现实，那样就错了。

我在2002年离开居住了10多年的日本回国任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孩子考虑，虽然是自己不愿意继续在异乡漂泊而决定回国，但是，那时考虑到孩子的因素却更多一些。前面讲过，孩子的心中对于祖国的认同是分裂的。他在生活、语言和行为方式上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虽然国籍还是中国的公民。然而，他也永远成不了日本人，因为这里不是他的自然规定中的祖国。人文规定上的习惯认同与在自然规定上的现实强制决定了他的心灵漂泊。那么，他就必须超越自己的这种分裂，寻找第三条途径：将来走向西方世界，把整个地球作为自己的活动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这种心理上的冲突。那么，当他将来在世界漂泊过程中感到累的时候，想要回家休息，他不能回到日本，那里没有他的“家”，他只能回到父母的所在地。那么，我就必须在中国为他守住一个现实的归宿地。我当年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每当遇到不愉快，特别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心里经常就会想到，我再苦再累再委屈至少还有一个祖国，我可以回到那里。那样一想，心里就自然地踏实了许多。

然而，毕竟日本是我的孩子的成长地，将来他的主要生活地点应该是在日本。本来在心理上，作为异国之人就已经是充满漂泊感的。而在现实中如果仍然需要接受作为外国人所带来的种种际遇的提醒，这会成为孩子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心理障碍。他不像从国内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的孩子，日本完全是自己的异国，自己与祖国保持着心灵上的相连，归宿地是坚实存在着。可是，作为心理上既成不了中国人，现实中也不是日本人的孩子，在这个现实的异国里如果有了自己的房子，情况就大不一样。因为现实中的“立锥之地”已经有了，那么，即使非国民其财产也是受到该国的法律保护的。其实，法律的规定总是无法做到完全不漏的。作为外国人，可以在别的国家里购买自己的房产，买了房子就自然地有了属于自己私有的一块土地（而中国不同，土地是国家的，居住者只是租借几十年而已）。那么，外国人不就可以自由地来到这个国家，居住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吗？如果这样，这个国家就不能随便拒绝这种外国人自由入境了。那么，这种人签证还要不要呢？这个法律盲点将来可能会成为国际问题引起法律的修订的论争，不然是很矛盾的。总之，我认为是否在异国拥有自己的住房的重要性，已经不是一种财产的意义了。当有了自己的住房，即使是异国，现实和心灵中所存在的分裂性冲突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特别是像我的孩子那样，整个语言感受系统是日语，他在潜意识反应里日语成为母语了。那么，乡土与母语之间存在的不和谐冲突，通过获得一块在法律上不可剥夺的自己的土地[2]，多少可以达到境遇性的超越。以上就是我考虑为什么要为孩子购房的道理之所在。也许我的理解只是一种自我说服的理性狡知，对于其他人没有心理疗效。然而，我仍然相信自己的直觉与感受。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每一次回国，一下飞机想到自己要回家，即使那个家里总是谁都不在，那也比自己想到要去找宾馆下榻的心情来得踏实，减轻漂泊感。

说到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不要把现实中的“漂泊感”与无意识中的“危机感”混淆起来。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日本人属于“危机感”过敏的民族，那么，为了减轻心灵深处的不安，应该是更为积极购买自己的住房才对，有了现实中“自己的住宅”不就可以减少“漂泊的不安”了吗？与此相反，既然中国人都拥有莫名的“安全感”心理倾向，那么即使现实中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心中依然也会是踏实的、从容的 =“安全的”吧？可是，在当今的现实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于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渴望上，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行为倾向，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思考中日两国的国民所表现出来不同的购房倾向的原因究竟何在时，首先自己遇到的就是这个自我诘问，开始总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会构成对自己提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原因论”的立论产生挑战性的反驳。后来想起日本谚语中的一句名言，让我对于这种矛盾现象得到豁然的启发。日本人现在也还常常说这句话：“じしん・かじ・おやじ（读音：jisin·kaji·oyaji）”，翻译成中文就是“地震·火灾·父亲”，其内容说的是传统的日本人最怕的就是遇到这三种事情。发生地震，家里着火，父亲发火，这些都是难以抗拒的最可怕的事情。很明显，这三个并列的事情前两个都是与自然灾害有关，并且都会造成毁灭住宅的灾难性结果，而父亲的发火，同样也存在着使自己被赶出家门，失去家园的恐惧（关于过去在日本社会存在的父权不可抗拒的伦理恐惧，我想大家在《绝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主演）中已经有所领略）。这个谚语所传达的信息是：在传统的日本社会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发生地震，或者落雷引起的火灾，那种大自然淫威所带来的灾难，在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逐渐地从原始经验转化为心理的信息，自然地编排进入了民族集体心理的基因记忆里。那么，即使千辛万苦在现实中造了自己的房子，那种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灾难危机所带来的不安是无法消除的，这就形成了与中国人根本的不同心理素质。而在思考中国人对于房子的追求倾向时，我觉得也有一句话可以参考，那就是“安居乐业”。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里，自然地形成那种定居创业的生存理想。居住的地方先要搞定，家人孩子住得舒适了，自己的“安全感”在现实中得到兑现了，才能从容地、愉快地投入在生计的经营之中。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很显然。在这里居住问题被放在从业的前面考虑。这种生存的心理倾向，就是支撑着当今高房价的原因之一。从这一因素来看，中国将来的房价还会继续涨下去，那是由庞大的民族心理需求量决定的，现实中所存在的工资水平低与房子天价高的非理性现象，在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需求倾向面前显得极端的苍白无力。  

当然我知道，对于我孩子，作为异国他乡的日本，即使在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里拿到了国籍，成为这里的公民，而外来人仍然属于多数人中的少数者，属于情感认同上的异乡人。那种与民族、血缘、祖先的土地不可分割的自然规定在他的身上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这里的房产犹如一处座落在山岗上的家园。山岗与这里的大地是连续的，是这里的民族、风土、习俗、城市、村落的一个组成部分，貌似独立实则相联。然而房子却在山岗上，自然地与山脚下的谷地、绵绵延伸的平原保持着一段视野上的空间距离。山岗上的视野属于远方的，住在那里的人时常会被意识提醒着：天涯之外还有一个祖先开辟与生息的家园。

我现在就在这个山岗上的家里，来到这里小住已经是第三天了。昨天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到了晚上10点左右，真的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雪来。本来这里已经够安静了，这下更是万籁无声。驰目窗外，自然界的那双冰冷的手，正轻轻地抚摸着视线里的每一盏灯火的暖意。

                                                  2008-2-1草于山岗上的家，2-7在西之原多屋修改

[1] 日本的高考分为全国统考与大学录取考试两个阶段，即“センター試験”和“二次試験”。全国统考是报考各个大学的分数线所需，国、公立大学和著名的私立大学一般都有本大学的录取考试，各个大学考试的科目也不一样，而统考成绩与大学考试成绩所占的比例也各不相同。比如，东京大学对于学生的全国通考成绩只做10%计分，重要的是本大学出题考试，成绩占90%。

[2]  我所购买的那套房子，在签完合同后才意外地发现附带有100多平米土地的产权。这是原先没有预期的。因为房子的面积没有土地大，我本来想最多也只有自己房子面积的几分之一土地而已。因为那块土地上建的楼房是五层，一座楼共30套房子，那么，这块土地平均起来每一户就没有多少了。可是，没有想到原来这座公寓与整个小区连起来计算土地，小区内的绿化，道路，公园等全部都是共有土地，其结果房子面积与土地面积就出现了“倒挂”现象。这样一来，那套房子就几乎等于白送给我的，因为光买土地我付的那些钱都根本不够，这对于我是一个意外，也许应该感谢运气对于一位漂泊者的眷顾吧。

2007年已经属于每一个人的历史，这一年在日本东京居住，繁忙的生活缝隙，偶尔发现书包里装着相机，留下了一些生活剪影。借此问候来到这里的朋友们，请你们陪同我一同走进那些并不遥远记忆的零陵碎碎，心情的点点滴滴。（由于学生们反映，在学校打不开我的博客，那是由于画面内容太多缘故，为此，只好删掉许多相片） 

“西之原多屋”的外景。“多屋”是净土真宗的一种宗教信者集体生活住处。“多屋”经营起源于本宗派的中兴之祖“莲如上人”， 始于1417年。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信徒为了聆听上人的布道说法，露宿于寺院的周围，为了让那些门徒们的起居生活，就在寺院边上创建了“坊舍”，这就是“多屋”前身。这个传统被“正行寺”所继承延续至今，成为本宗信者、特别是老年人们过集体、共同生活的居所。（2007年4月-20082月我在这里居住） 

西之原多屋附近著名的“飞鸟山公园”的“和平女神像”。1974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而建。背景的建筑物是日本近代银行之父、提倡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营理念相结合的儒商、《论语与算盘》的作者“涉泽荣一”纪念馆。

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深秋。银杏树金黄灿烂是秋天的美景。背后建筑物就是校内著名的“安田讲堂”。

校内的建筑物多为仿哥特式西欧建筑。这条长廊就是一个典型，走在其中会让人忘却古今，模糊东西。

2007年的平安夜。东京新宿车站南口（蓝色五星是小田急新宿站大厦）。这个晚上，爱知大学名誉教授福井干彦先生从松本到东京，我们就在新宿一起度过平安夜。共度圣诞的还有福井先生的旧日情人，某剧团的演员。

平安夜新宿车站南口，火树银花，众里寻梦。

花开雪落又一年，岁月匆匆，过往迎来的一切我们还要继续经历，每一种际遇与感慨，留念与释怀，都会在记忆中以某种方式把世界留下、沉淀、然后交给此后的日子一丝一屡慢慢回味…… 

也许应该感谢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一切心愿的表达瞬间即可传递，整个世界都在一种相对的静态空间里共有岁月与相与。即使今夜属于中华文明的心灵与信仰的佳节庆典，然而整个世界也都在为这个时间承载祥和与温馨。

已经过去的一切遭遇与履历，都留给了历史，重要的是面向即将开始的每一天。我们只是为了不断到来的每一天经营一种生活、情感、理想、审美的阐释与实践。

放下，短暂地休息，然后继续前行吧！我亲爱的每一个心灵的朋友们。

                                                                  灵焚在异国的天空下合掌       2008年2月6日

真的很小很小的小酒馆---えのき

自从前年返回日本，去年搬到东京居住，晚上12点之后回到住处的今天还是第一次。在东京的近一年来，每天除了学校的教室、研究室、或者图书馆之外，就是“正行寺”寂寥、祥和的“西之原多屋”。东京这个一千三百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好像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的繁华与拥挤，紧张、疲惫与孤独，对于这些似乎连感受的时间都被完成任务的计划实施给剥夺了。然而，今夜比较特殊，可能是因为我快要回国了，这一年来为我在日本从事研究提供各种各样帮助的著名学者山胁直司教授想让我多了解东京，多熟悉学校沿途的环境，今天晚上约好在涉谷一起吃饭，饭后就带我在涉谷逛街，最后走进了一家居酒屋。因为觉得这一夜惊讶颇多，回到住处就记录下了这个即将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日子。

算起来我在日本生活过的时间前后有16年多，可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小的，然而客人还可以坐的“居酒屋”。来过日本的人都会知道，居酒屋在日本属于过夜生活时消费最便宜的大众酒馆，有的店就开在地铁·车站的出站口，有的甚至连座位都不设置，客人只是站着喝一小瓶米酒或一杯啤酒后走人。而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个小酒馆名叫：酒处·えのき（enoki）。在东京涉谷地铁北口附近。“酒处”在日本属于小酒馆常用的名称，就像一个人的姓氏，体现这种去处的性质，属于喝酒的地方。而“えのき”就与人的名字相当，根据每一个的喜好与习惯自由命名的。“えのき”的日语汉字是“榎”，在中国应称为“朴树”，因为是同一植物属科。不知道这家小酒店取这一名字是否有一种“休闲”的含义。因为在日本，洗澡用的浴池最好的就是用“榎（Enoki）”做的。因为木质很香，纹路美观，且对于皮肤和精神都有健康疗效。所以，每一个大型洗浴中心，或者高级温泉旅馆，一般都会有“榎”浴池。让洗浴休闲者浸泡其中，身心得到最大的放松。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在日本，居酒屋是每一个成年人夜晚的最好去处。上了一天班，下班后只要有时间人们都会在回家的路上，顺路拐进一家自己常常光顾的，很熟悉的居酒屋。发几句牢骚、或者挨几句责备、再咪上一盅米酒，吞一、两扎麦啤……然后晕忽忽地回家睡觉。因此，可以说居酒屋属于日本人心灵休闲的一种场所。而在周末，这样的地方更是让酒徒们喧闹不眠的会友、泻闷、骂娘的沙场。

当然，这个酒馆的命名也可能是另一种含义，是根据这个小酒店的容积而命名的也难说，我想。因为这家小酒店小得让人感到多一厘米都是奢侈的。根据我的目测，大概不到6平方米，所有的面积都被厨房和柜台占领了，只有在柜台外围的20公分见宽的台面，可以供酒客们围坐着柜台构成反向L型。凳子的背后就是门面，人要背靠着门面才能把自己“塞”进去的，一共只能“坐”8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不到6平米的长方形小酒店，很象一个比较大一些的“榎”浴池，大小也就有浴池那么大，这样的小酒店我想大家可能会感到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小的了。其实不然，据说还有比这个更小的就在这个酒吧街里存在着。因为在这个地方一共聚集了41家同样尺寸的小酒店，形成了一条很小的酒吧街，取名为“涉谷のんべえ横丁”（读音：sibuya  nonbee  yokotyo）。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胡同究竟有多小吧！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一下，长度是45步，宽度是14步。这个名叫“涉谷のんべえ横丁”的酒吧街全部面积就这么大，犹如一个破旧的火车车箱，被人们遗忘在高楼大厦的夹缝里，让人感到随时都有可能被拖走。地点就在JR涉谷车站北口，与“八公广场”隔着道路的右斜北角相望，由于是缩在大型电子电器商品连锁店ビックカメラ的后面，只有到了晚上，巷口上挂着的几个灯笼才会提醒人们在这里还有一个“酒吧街”存在。就这么大的空间，被分隔成36家同样大小的长方形小酒店，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个店面可以分摊的面积会有多大。由于这些小酒店都是两层的，因为有个别的是楼上楼下经营者不同，所以就变成了41家小酒店了。正因为这里的小酒店小得离奇，让我萌生了一种需要记录这个夜晚的冲动。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虽然日本人的大众酒馆“居酒屋”都不会太大，但也绝对不会都是这么小的。我在地方城市读书的那几年，也经常与自己的导师到居酒屋去喝酒，再小也是可以容纳10多人的，并且都会有留给客人可以走动的空间，也都是有带卫生间的。而这里没有卫生间，客人一坐下就塞满了，卫生间在店外，设在41家小酒馆共用的一个小角落。

这个小酒馆让我觉得值得费笔墨写下来的原因，除了上述店小之外，还有两点感慨。

其一，那就是这条小胡同的“合法性”。殊不知在日本的东京涉谷，正所谓黄金地段，更何况在车站附近更是寸土寸金。这里高楼大厦林立，可是这么一块45（步）乘14（步）的长方形土地，本来完全可以盖一座现代化的写字楼或者宾馆大厦。然而，这里几十年来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只是临时搭建了两排集装箱般的两层简易小房，供这些小酒馆们生存。如果说这里属于历史的名胜古迹，那么长期被人保留下来还可以理解。可是据说这里初建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属于日本泡沫经济全盛时期的简易酒吧街。没有任何文物价值。更令我吃惊的是，这里的房租并不贵。我本来想，这个土地的所有者一定会向这些经营者们收很高的租金，所以也就不必要再建高楼了。可是问了老板，她告诉我租金非常便宜（具体多少她不愿意告诉我），因为她是20多年前就开始租下来开店的，所以，更为便宜。那么也就是说，这条小酒吧街的全部租金加起来也并不会很多，哪能与一座大厦的租金相比呢？然而，这个简易搭建的小胡同却几十年来不被拆迁，“合理合法地生存”了下来，几十年如一日，作为那些疲惫的劳动者们每一天回家前的一个温馨·惬意的心灵去处，迎接每一路夜色的蹒跚走进。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许多。我问了山胁教授，为什么不被拆迁呢？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有谁来拆，我一定会跟参加大家一起上街游行抗议。这也许就是这个酒吧街“长寿”的源泉吧！

其二，这样的小酒店竟然每一家都是被客人们塞得满满的。我想这样的酒店如果在中国可能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好大喜阔的国人一般不会去这么小得如挤火车的酒馆消费的，如果去那样酒馆一定会被人骂那人有病。当然话又说回来，我还真想将来在北京开一个这么大小的酒馆试试，难说还会火爆。别的酒馆客人多的理由我不太知道，而我今晚去的这家，客人多确实是有一定的缘由。这家酒馆的老板是一位来自山口县下关（清代中国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署地）的女性，虽然年近花甲还是鬓发黝黑，年轻开放，名叫土井ﾁｽﾞﾙ（Doyi.qizuru）。因为她会英语，并且属于创价学会的信者，那么，自然地就会有外国的客人光顾，同时又有来自宗教信众的社会网络。自然而然来这里的酒客就会源源不断。日本人光顾酒馆有一个习惯就是总去同一个熟悉的地方。在那里自然就会经常碰到自己的“酒友”，也会得到老板的“关照”。“常连客人”就是每一家酒馆生存的基础。带我去的山胁教授就是这家酒馆的“常连”。我来东京都快一年了，他一直没有带我去的理由是因为我不会喝酒。本来今晚也没有打算带我去的，我们只是计划一起吃完晚饭各自回家。可是晚饭后他觉得应该让我进一步熟悉涉谷这个繁华地段，就带着我走了几条街道，最后才拐进了这个车站边的小胡同。也只是想让我在门口看一眼就走，可是老板看到山胁教授在门外探头，就马上出来挽留，并且立即把另外的两位还在喝酒的客人“赶走”，让他们把位置腾出来。这样，我们才终于“塞进”了这家小酒馆。

从“赶走”客人的这一现象自身可能就会让大家感到吃惊，其实在日本的酒馆喝酒，这种现象不足为怪。客人是上帝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常识。然而在日本却可以把已经在那里喝得好好的客人“赶走”，这一方面可以说明这里的生意有多好，同时也说明在日本，酒馆的老板与客人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他们不仅仅是店主与客人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朋友般的关系。所以，客人可以在此诉苦，发上司的牢骚，得到老板娘的安慰，鼓励。不过有时候也会被责备、痛斥，甚至被狠狠教训一顿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也许大家会觉得：贱！其实不然，在日本社会，平时在单位里、在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一般比较冷漠，大家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他人的好坏、喜怒一般没有人理睬。只有来到这些自己常常光顾的小酒馆里，才可以还无顾忌地发几句牢骚泄愤，或者听到老板娘的几句真话。

其实，在日本有一种现象很有趣。大家一般都知道，战败后的日本，整个社会在美国的管制下实行价值观大改造。其结果时过50年后，日本人发现自己活在“第二废墟”、即精神的废墟之上。战后50年的日本，原有的家庭、社会的人伦价值体系已基本变异、扭曲、丧失，造成了年轻人美国式的自由、权利的意识有余，自足、自律的能力不足。然而有趣的是，传统日本的长幼序列、处世伦理、古训习俗等一部分的道德规范，却意外地在那一家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里，由那些半老徐娘们，以接客、待友的形式继承了下来。因此，我们不能小看那些“居酒屋”的存在对于日本社会的特殊意义。也正因为小酒馆的特殊存在与客人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些老板们才可以很放松、随意地招待客人，并根据情况应接、送迎。在周末、节假日忙碌的时候，早来的客人酒过两巡之后，如果另外的“客人”来了，店里座位如果满了，要么早来的客人自己主动让位；要么老板娘毫不客气地让那些已经喝过一巡、两巡的先来者走人，等明天或者下次再来。那时，客人一般都会毫无怨言地“服从”。我以前与自己的导师去小酒馆喝酒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早来的人看到新的客人来了，为了让老板多挣一些钱，我们就会主动起身告辞，然后再去另外找一家店继续喝酒。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酒鬼们之间自然形成了某种社会生活的默契。这就是在日本“居酒屋”社会喝酒的潜规则，人们和谐地消费着每一个晕昏昏的夜晚。

话题扯远了，让我叙述再回到这家小酒馆吧！

其实只有进了店里我才知道这个店究竟有多小。我们是紧挨着“坐”着，根本无法转身，所以我才会说是“塞进去”的。进去后，更让我的吃惊的事情还在后来。我们紧紧“插”在一起一共有8个人，而这8个人竟然来自于4个国家。2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女性，1名来自苏格兰的中年女性。还有5个都是男性，除了我是中国人之外，其他的4位是日本人。这个场面令我很感慨，当今的全球化问题，仅仅在一个不到6平米的空间里就可以让我切实感受到。当时，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四种语言，马来西亚语，汉语，英语，日语。那两位马来西亚的女性讲马来语，而跟我说话时却使用汉语，因为他们都是华侨的后裔。而跟苏格兰的那位大姐说话时大家使用日语或英语，当然，在这里，日语是公用语言，因为大家都会。记得在前次我谈到过“缘分”问题，其实在这里我又一次感到缘分的不可思议。“插”在我的身边一位一直在喝闷酒的日本人竟然突然间唱起中国的“红色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哥们刚开始一声不吭喝闷酒，可是几杯酒下肚之后突然抬起头来，这下我才发现他真是一个大帅哥，根本不像日本人的长相，就像意大利人与东方人的混血儿，更象西方的大帅哥。他唱完歌之后告诉我童年时代在北京住了3年（6-9岁），因为当时父母在北京的日本国代表处工作。当时两国还没有邦交，正处于文革中期，经历过学校的批林批孔。他小时候中文很好，现在全部都忘记了，只剩下“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没有忘记。怎么就这么巧呢？如果我没有说我住在北京，也许他这一夜还是一句不吭地喝完酒就走了，据老板说，他每一次来都是一个人喝闷酒，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不过再说一句，他确实长得帅呆了，真想把他介绍给我们那宝库的美女们共饱眼福。

可是，更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还没有完。由于这家店很小，我出于好奇开始“探索”，首先利用挤出店外上洗手间的机会，用自己的脚步“测量”了这个酒吧街的全部面积，挨家数了一下全部的店铺数，这才发现每一家都是塞得满满的客人，这才有前面所说的45×14的步数。回到店内，突然发现靠墙的地方有一个20公分左右宽的楼梯，我就请求老板娘让我上楼看看。那楼梯真的仅容一个人才能勉强“爬”上去。可上去一看，发现上面还有一张桌子，也仅仅只能放得下一张桌子，全部塞进去只能容5个人。那时，那里已经坐着两个男性在喝酒。因为其中一个长相有点像韩国人，我以为他们是韩国的。其实不是，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看到我这个陌生人上来，特别热情，马上邀请我一起喝酒。

其实，日本人到了酒馆之后，就不会有所谓的陌生人存在，即使大家初次见面也都是很热情互相敬酒，并把自己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分给别的不认识的酒徒共享。这与平时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上的日本人的性格真是判若两人。我在他们的盛情之下勉强咽下了一杯啤酒。我们寒暄几句后，因为他们给了我名片，我也就给了他们我的名片，这时其中的一位姓“露木”的人问我，为什么邮箱的地址有1230数字。我如实告诉他那是我的生日，他马上兴奋起来说：我们真有缘分。随之他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我看，他的生日也是1230。只是他比我整整小了3岁。而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现在东京的住所，竟然就是我曾经在东京语言学校读书的时候居住过两年的同一个车站的附近。

就这么小的空间，只有10（8+2）个人的小酒馆，怎么会有这么多巧合呢？不可思议。带着某种异样的心情，我们离开了这家小酒馆。那时已经接近深夜12点了，可是在涉谷的八公广场上，仍然是人挤着人，根本不会让人感到夜已经深到水底了。也许是周末的缘故吧，大家好像还没有坐地铁回家的动静，相反，还有许多人刚刚从车站出来，走进这个广场抽烟或者等人。哦，今天是星期五，在日本，周五晚上有一个别称：“花金”，这里的“花”可能是指“尽兴、快乐”，“金”就是周五（金曜日）。那是因为，一般的公司周休两天，周五的晚上大家不需要担心第二天起床上班的事情，那么，这个晚上就可以玩到尽兴回家。

周末的夜东京，街道们又得不停地清扫着一路又一路彻夜不眠的脚步声…08/1/12-13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时光就是这样，在我们每一个跨步里，每一次呼吸中与历史结伴远去。过去的一年里，轰轰烈烈也罢，浑浑噩噩也罢，时光的鳞片上都只是一层粉末，其本质都是虚无的表情散落在岁月的尘埃里。所以，回望历史固然需要，而面对未来更为急切。温故知新，先哲的谛悟滋养过数千年的田园牧歌情怀，然而，后工业时代的信息社会，需要的却是每一个人薄古厚今的应变能力。

       属于你的生命中新的一页已经掀开了，而在你手中的那只笔，究竟会赋予其怎样的色彩，就看你面对不断到来的风景时你所持有的心态、所具备的构图能力、阅读能力……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过去半年中的来访与叩问。在新的一年里，这里依然等待着你那清脆的足音，舒心的笑容。

 与大家约好我要在“闭关”前贴一篇文章，今天中午到现在，10个小时的时间流逝了，我可以向大家交出我的承诺了。这篇文章只是一种思索的草稿，需要多一些时间进行咀嚼与润色，可以整理成一篇比较像样的论文。可是现在实在时间有限，只是作为话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与讨论。 灵 焚

学会做一个普通人

涉谷的早晨，匆忙的地铁早已把一夜的睡意带走。这一天，在结束了两天的在联合国大学召开的哲学会议之后，来自中国的学者代表、北京某大学的冯教授要回国了，我就起了个大早，从一小时之外的钟声里赶来涉谷Exel宾馆为他送行。在清晨六点多浅灰色的时光里，我们裹着微凉的秋意等待着开往机场的巴士来临。很随意的闲聊中，我们谈起了一个有趣的、然而极其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学会做个普通人的问题。

距离巴士来临还有10分钟左右，客人们都把大小行李拖到“巴士停”，那时来了两位宾馆的服务人员，他们一个人整理归类散乱的行李们，一个人在登记着行李的件数和类型，工作得有条不紊。那时，冯教授对这些服务人员的认真与敬业，工作做得那么自觉发出感慨，而我们国内宾馆的服务人员就很难做得这么认真有序。由此就谈到了早上我们在涉谷车站附近的一家很小的咖啡馆里吃过的那顿简便的早餐。那家店就在桥下，很简陋，装修得很朴素，然而很干净。在日本到处可以见到的小小的咖啡店，也就是所谓的“夫妻店”。冯教授觉得日本很有特点，很喜欢那种简单不奢华的氛围，所以在会议期间，只有是属于自由用餐时间，我们就上街寻找这样氛围的小餐馆用餐。针对冯教授的兴致，我就告诉他说，在日本，许多人开店经商一般都是这样，他们只是追求能够获得与参加工作同样的工资收入即可，甚至收入更少一些也行。那是为了自己不受别人支使，寻求自由职业的意识所致。对此，冯教授很感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开店经商就会被追求发财的心思所左右呢？这是不是一种国民性问题的不同所致呢？我们谈到这里，冯教授话锋一转，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谁都不愿意当一个普通人，谁都是当家作主的主人思想所至。

准确！深刻！当时我的思维触电般抽搐了一下。是呀！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当然，当时冯教授只是随口而出的这句话，然而这种看法的准确性与深刻性让我豁然，一下把我凌乱的思绪聚焦，瞬间获得了对于当代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一个解构性提醒：学会做一个普通人。这不正是我们最缺少的心理素质吗？在日本，宾馆的服务员，餐馆的经营者，的士的司机，他们之所以能够那样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工作，那样地尽责与安分，就是在于他们只是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而在中国，那些小商人们，那些佩戴袖标的城管人员，甚至那些小区里看门的保安，每一个人只要给予哪怕是小小的机会，或者赋予一点掌握话语、行使职权的位置，都会变得忘乎所以，显得那么不可一世……。带着联翩的思绪，我把冯教授送上巴士后，独自融入东京的早晨，潮水般从车站涌进涌出的人群之中……

由于就在冯教授踏上归途的当天晚上，我也要收拾行囊回国开会，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时间再多想，更没有时间去整理当时的思绪并记录下来，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然而，一个月后回到日本，又是匆匆地奔赴京都，参加一个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据与可能性”的学术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上，已经在记忆中淡化了的思维律动，再一次被一位来自中国的、居住在日本的“海漂者”哭诉般的哀恳所颤栗，我胸中的郁闷不吐不快了。

那位女士的发言主要是向日本、韩国的学者们诉说两位在中国大陆的文人的境遇，作为文化人自己所喊出的“真实的声音”受到了来自体制的舆论封杀的命运。那时，我可以权且不论她所说的那两位“人物”是否都能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看待的问题，而她所使用的那些早已经过时的、并且极其肤浅的立论已经是令人不置可否了。她的思维与那些唯恐中国不乱、不分裂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分子的企图同出一辙，即使她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发言的逻辑极其简单，那就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一点的言论自由，只有到了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和国家才可以让社会舆论揭示出社会真实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位女同胞在国外的这么多年是怎么混过来的，至少有一点比较明白，那就是她缺少正常的生存心态面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和苦难，所以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却在心里自诩地认为自己在为祖国促进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局限性使她带着有色眼镜面对世界，只能筛选截取那些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合的事实片断为自己的思想与生存境遇进行着合理性的佐证。所以，在一种幻觉中使自己陷在“社会公共性承担者”的舞台上自演自醉。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舆论的操纵性、欺瞒性、危险性等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为此，亲历过这场战争的美国政论家、著名的新闻撰稿人李普曼，在1922年完成了著名的《公共舆论》一书，向社会发出了呼吁与警告。而在日本，名为“公共播放”实为国家控制的电视台NHK，近十多年来连续不断出现的有关舆论封杀问题也是不公开的事实。记得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战地记者，自备携带式卫星发送器潜入伊拉克战场，把发生在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他采访了处于战争中的伊拉克人民的苦难，通过这个自备的通讯机械发送给美国的公共媒体，结果很快被美国的军队发现，他的那台通讯机器当场被美国的军官摔坏，在场的别的战地摄影记者摄下了这个镜头。才使我们看到了这个被播放出来的、发生在战场上的舆论事实之冰山一角。然而，这个镜头在日本的电视台上也只播放过一次就再也没有重播了，这是一个有趣而令人深思的现象。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新闻事实，体会到日本对于美国“抵抗与不敢”以及这个国家的体温和体质与美国几乎属于“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令人深思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所谓的舆论自由只是一种欺瞒与表象，人们事实上只是处于貌似自由的空气中毫无意识地“享受”着被人操纵着的思想不自由。

大家都知道，对于美国攻打伊拉克，声讨这场非正义战争的不仅仅只有中东阿拉伯或者发展中的国家，就是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许多良知的声音。为了达到推进战争的目的，符合政权当局的需要，他们同样编辑着有利于发动战争的战场“事实”，从而控制、操纵舆论。而日本也是这场战争的支持者与支援者，虽然日本人民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多，然而政府为了追随美国，当然不会让媒体自由地播放对于战争不利的事实。这件事情十分明白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媒体，也仅仅只是冠以“公共”之名，实质上也是“国营”的。重要的舆论都在政府的监视与控制之下进行的。在日本还有一个后来被人揭发出来的关于政府暗中干预公共舆论的事件。那就是日本的NHK电视台，计划播出一个关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中的奴役性奴、即所谓的“随军慰安妇”问题的专题片。然而，当日本自民党政府获悉这个播放信息之后，暗中马上派人给电视台施加压力，其结果使这个专题节目的播放流产，至今也没有向公众启封。而当时给电视台施压力的核心人物，据说就是不久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这些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打着所谓的“公共”的幌子，似乎都是拥有自由的舆论权利，是代表民众真实声音的。其实不然，它们也都是在国家与体制的利益天平上生存着。这比那些“国营”的媒体更有欺骗性，容易使人们的意识麻痹，陷入“自由的幻觉”中失去辨别的能力。

我当然不知道那位女同胞知不知道这些事件，是否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舆论自由的欺瞒性，我想她应该还没有达到这种冷静地看问题，客观地认识问题的健全理性高度吧！不然她怎么会觉得台湾地区才可以为他们提供真实言论的发表机会呢？在台湾，柏杨和李敖的入狱事件难道她不知道吗？有趣的是她自己提供了一个对于自己的立论不攻自破的事实，那就是她所翻译的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的声音”在日本出版也受到来自某种压力，所以自己也很难得到媒体舆论的支持，也很难找到支持她的出版社，所以她所创办的杂志也只好停刊。而对于她的出版物表示同情和声援的只有《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这个事实论据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如果象她所说的那样在日本也有来自某种压力，那就说明在日本舆论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自由。因为当时有一位来自日本某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当场指出，他们出版社至今为并没有受到过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压力。那么，她的所谓“不自由”的原因什么呢？这是需要思考的。其次，《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什么会声援她呢？只要知道这两家新闻的舆论特征和思想倾向的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明白人自然知道这里存在着与她所感到的“不自由”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这些问题在此不想扯得太远了，我们必须回到本话题的主题上来。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回到思考关于上述的这件事情与我们所要谈论的“当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样关系的问题上来。这位女士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这种发言，这种呼吁，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份出现了。她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中扮演了一个“社会公共性承担者”的角色。是“承担者”不是“普通人”。她在幻觉中认为自己是在代表着中国当代所谓的“真实的声音”，正在努力向世界“呼救”着，希望人们帮助她获得她所代表的那一些人自由的“话语权”。好像只有她所认同的那些人才是当代中国的民主与自由的化身。然而，可悲的是她对自己的那种偏颇与短见，肤浅与卑屈并没有清醒的自觉，除了单方面否定他者之外，完全缺少另一方面必须拥有的自我否定的逻辑机制，从而决定了她无法达到客观而冷静地在思想品位上的认识升华。其实，她典型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与生存误区。

为了不让她过于难堪，我不好当场分析她发言中的最基本的逻辑不自恰性与自相矛盾。然而，我仍然不得不说，让在场的学者们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现状。我告诉他们，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三种群体：第一种是生活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这在日本即所谓的“御用学者”，这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并不足为怪。第二种是生存在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批判现实是他们的唯一生存姿态与资本。问题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人曾经是在体制内生存着，由于得不到现实或者心理的自我期待值之后退出体制，开始倒戈批判与揭露体制。这两种知识分子无论处在怎样的状况下，他们其实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怀有强烈的权力欲，总是把自己置放在“社会公共性承担者”的定位上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并不想让自己归属于“普通人”，而他们的赞美与颂歌，或者相反的所谓批判或者揭露，更多是为了证实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却不同，既不进入体制内被御用，也不盲目对于一切都持批判态度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的醒目性，而是努力保持独立的人格理想，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尊自爱，追求客观而冷静的审视社会与权力的理性思维。那么很显然，无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性承担者”。因为一方缺少“否定理性”，而另一方却只有“否定理性”，这些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存着，不可能真正代表公众的利益。只有第三种知识分子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性承担者”。因为他们具备“双重否定”的批判理性与冷静思维能力。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努力做为社会的“普通人”，真正代表着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反思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现实。

    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社会具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可以面对来自体制的强权与暴力（注意！我绝不是在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这样的，而是在理论意义上在谈论这个学术问题所采用的学术表现，绝对不能误认为我有具体的体制指认）发出自己的否定声音“no!”之外，还必须对于自己的那种“no!”的批判姿态说“no!”，即需要“双重否定”的机制。只有那样才能自己反思自己批判行为的合理性，客观性。从而进一步发现双重否定后而显现出来的“肯定性”境域，这个境域就是“公共领域”，“公共世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敞开神圣而庄严的大门，让社会与大众一起走进。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诗坛出现了一拨所谓的“非非主义”倡导者，他们的思考基本上就是基于寻求建立这种“双重否定”的美学理念。当然，人的理念与行为是否能够达到一致，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此不做深入探讨。那么，不言而喻，那位同胞的发言中提到的那两位“人物”，即使都算是知识分子，那也只是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性承担者”。他们批判现实并没有脱离个人的恩怨、家族与自己成长的历史等，所以，只是一味地坚持“no!”的单重否定姿态，对于自己的那种批判姿态缺少进一步的否定能力。从而决定了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层次挺进理性的神圣高度，也就不能做到在批判行为上对于自己的现实与历史的从容跨越。

记得当时我在发言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学会做一个普通人。我想那位同胞并不能理解我这种强调的真正含义。然而，幸运的是在场的一位来自东京大学从事教育学研究的著名教授在会后告诉我，他很赞同我的分析与观点，中国的情况不能那么简单批评与论断，需要从多层面进行客观地分析才能把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这句话自身没有错，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泛用，这句话需要一个与此相符合的历史语境。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即使“匹夫”也要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而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都想或者都要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现者、承担者。试想想，如果一个社会谁都不愿成为“仆人”，那么普通人的生活应该由谁来过呢？一个和平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怀着平常平静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现实与境遇是至关重要。然而，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似乎并不多。

记得我刚回国任教时，每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两千元，一位来探望我的朋友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大学教师的工资就这么低？而我为什么不留在国外却回国领这么一点工资呢？当时刚好我居住的那座楼后面正在建学生宿舍，我就问他，那些彻夜辛劳的民工一个月工资多少呢？他反驳我不能与民工去比。这位朋友的话语中的潜在认识就是，大学教师应该比民工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待遇。我想这种看法很能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大众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不管是谁，只要从商就想发财，要过上比别人好的日子，忘记了自己只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不会像我与冯教授在日本看到的那样，夫妻经营一家小餐馆，仅仅只想挣到工资的钱就可以满足。而社会上那些本来只是一般的人，即使只是给予他们在街道上，或者在商场门前、车站旁边看管自行车的权力，就会变得威风不可一世。甚至那些小区里雇用来的保安，也会在穿上工作服之后严肃地站在业主的面前，有时候态度会大得让自己都忘记了自己只是那个小区最最普通的人，俨然陷入成为业主们主人的幻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保安殴打业主的事件发生。那么，更何况社会上真正掌握了权力的那些人呢？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谁也不愿意让自己作为普通人存在，谁都在努力忘却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阿Q在革命前后的心态变化真是入木三分。之前，自己总受到在权富人家中帮佣的吴妈欺负，心里不服。然而，一旦听说“革命”了，就开始感到自己也是“革命者”了，整天到处喊叫“革命”做起自己掌握权力的梦，并在自己的土窟里幻想着如何迎娶吴妈，可是还觉得不太满意，因为吴妈的脚太大。这种对于国民的劣根性的揭示已经不需要我做出什么分析了。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有给予一点的机会，马上就会从奴隶心态转变成为社会主人的幻想，从而活在那种幻想之中不可一世地狂妄自醉。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使用辩证法的逻辑论述了奴隶与主人之间潜在着颠倒的辩证关系，那是因为主人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奴隶，所以奴隶是主人的主人，而主人当然也就成为奴隶的奴隶。可是，存在于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与主骨的关系却不是这种辩证的关系。那是建立在一种生存悖论中的心理尴尬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于谁也不愿成为普通人，那么这就决定了在心理上永远无法摆脱陷入普通生存境遇的恐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心理因素决定了谁都摆脱不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存境地。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认同自己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只追求过普通人的生活，独立的人格理想与生存自尊就会自然地得以呈现。

前面谈到的那位女士同胞如果能够从这个视点提出问题，论述在中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她的问题一定具有真正的心灵震撼力。而被她介绍的那两位人物如果能够做到仅以作为普通人的平静姿态面对自己的生存与现实，也许其境遇就不是现在那样。当然，说别人容易做起来并非简单。我自己虽然在此提倡人们都学会做一个普通人，然而我为什么还会为了别人的言论提出自己的反击呢？这是否也是属于某种潜在的对于“公共话语”主动承担的权力欲望呢？虽然我可以从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良知的行使来安慰自己。然而，这种安慰本身已经就不再把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来对待了。这也许在我提出“学会做一个普通人”这个话题时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属于无法克服的悖论。

窗外的秋很深了，院子里的那一树枫叶满地落红，如季节的蹄印，正在嗒嗒走过。就这样从京都回来，带着疲惫与沮丧，还有些许的悲哀与反问。本来应该是心中装满岚山的斑斓色彩与枫影婆娑的秋声回来的，却由于会议的中途心情变得极坏，改变了最后一天久违的京都旅游计划，会议一结束立马收拾行囊匆匆北归，就这样又一次与京都的秋色擦肩而过。

                                                           2007年12月15日  草于东京西之原多屋

       最近几个月实在是忙上加忙，没有时间打理这里，为了不让大家感到腻味，我请了一位才华横溢并且极其辛勤的“园丁”帮忙重新“装修”了这里，在此表达我的由衷谢意。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小闺女“果果”，是她帮我建立了这座“院子”，而由于身体状态、时间等原因，小果果不得已辞职了。而我根本就无暇回来，这里也就荒芜了一段时间。不过，我想还要向果果道歉，因为这次这样“装修”也没有征求果果的意见，破坏了果果的心血杰作，“老爹”在此赔礼了。祝福你天天好心情。

       建立“博客”需要大量时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这些被时间驱赶的人都很难做到经常更新内容，为此，敬请大家原谅。特别是到明年暑假为止，我的时间基本上都会被履行“契约”填满，即使每天不吃不喝不睡也很难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我只能等待着奇迹的降临，我相信只要坚持就会有奇迹出现。所以，这里只能偶尔露面。请大家理解。不过，对于大家的留言，我一定都做到一一回复。为此，还是敬请大家继续光顾，为我寂寥的闭关日子带来你们清脆的足音，会意的笑靥。

拥抱：风景之一

该交出去的都交出去了。风交给了夜色，波浪交给了波浪。

潮骚在深处，梅雨云已经退离所有的海岸。海星们的梦境里，单桅船挽起单桅船。

沿着流星消失的方向，海潮追赶远去的鱼群。

如海弯怀抱渔火和潮声，我们摊开双臂就拥有了这个夜晚。

把自己全部交给你，是为了你交出珍藏多年的雨季。还有那四月的潮音，十月的落霞。

呵呵！我们之间，已是点燃的一柱香。

港口与船。 

面对深渊：风景之二

 经纬线已经沉没。岛，漂在无界的海域。

 在拒绝陆地的地方，海夜毫无遮拦。

排浪白里透蓝，在天边，潮水睡入漆黑的岸。

被钟声们拒绝的礼服已经全部卸下，星座们依然摇动暗淡的烛光。

啊！激情咆哮痉挛的海。

啊！海把夜幕搓揉成一张皱皱的床单。

就这样吧！任理性如海。

有雨，任意波涛。

有云，任意风暴。

在极限处陶醉：风景之三

那么把零落的渔火缀集，把飘散的潮声聚拢。既然已经出发，把缆绳留在岸上，把铁锚收入罗盘的方位。

告别陆地，以帆，放牧流星的鱼群。

在超越深渊之际，请点燃十指。相信，所有的虔诚都可以照耀黑暗。

懒散的波涛已经堆起，逡巡的风暴已经汇合。在潮水绷紧的海面，樯桅高傲地举向虚无。

啊！星座也潮骚，海夜柔情千种地开放。

即使成为岛屿，被陆地放逐之后又被大海拒绝； 即使成为海流，永远奔赴同样的旅途。

礁石们的记忆里，任何一场海难都是一季大渔。

虚无：风景之四

退潮的海岸松弛如断弦随意弯弯曲曲。

昨夜种植的潮声已吐出嫩绿的晨光，细浪掰着初阳。

黎明的海滩是一亩花甸。

心已化蝶，谁说梦会苏醒。

夜与夜之间，白昼薄如蝉翼。

人生得意须尽欢，但愿长醉不要醒。

李白老兄的飘逸，也仅是这么一腔哀恳。

亦咸亦涩，如海风亲吻海风；

 且高耸且低落，似海浪抱拥海浪。

啊！黎明的海滩，死贝们打开空荡荡的城。

1995年5月8日

-----载《诗刊》2007年6月下半月刊

林老师：您好！我昨天终于到达了日本，今天安顿好了，住在0000会馆。……这里住的全是中国留学生，今天00寮的所长跟我谈了这里的规章制度之类，除了表示希望严格遵守外，还说了些因为中国人总是违反制度规定而酿成危险的事故，严重的一次甚至差点让寮关闭。对于国人的随便，我早就习惯，但想到如果让日本人为此对中国人有些看法，我感到不怎么自在。每次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是有点惴惴不安，也有点责任在肩的感觉。……

这是我昨晚收到的一封邮件。首先必须说明，我是以一份祷告般的心情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自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完这个话题。因为今天这一天只有24个小时，每一个小时都负载着自己的生命正在远行而去。

党的十七大刚刚闭幕，对于胡总书记的报告中所涉及丰富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宏伟的治国理想，我作为一介普通的国民，没有能力也做不到全方位的关注，然而其中谈到了我国新的奋斗目标中的两个问题，很令人兴奋，也促进了我对中国现实的一点反思。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为止，争取让我国的GDP翻两翻问题。之二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收入。回首这30年来自己所见证的祖国的进步、繁荣与发展，在国内时，自己为自己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深感欣慰，到了国外，往往也会为自己作为中国人而由衷地自豪。

我们权且不谈论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我相信，只要祖国保持这样的安定、团结、多元的发展环境，2020年的时候，一定会超过这个目标。然而我在兴奋之余，却陷入一个居安思危的反思之中。那就是，当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真的达到了与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水准，许许多多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全民都能过上至少是“小康生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与品位还是现在这样状态吗？随着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准的提高，是否能够促成中国人的“自重意识”的觉醒呢？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了的“贵族气”是否能够重现呢？正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收到了上述的这份邮件，我只好放下手上的“机械思维”的工作，与大家谈谈与此相关的问题。

我在日本生活过十多年，人生至今生活最长的地方应该是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关于中国人在这里“出丑”的事情见过而且经历过不少，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都会感到悲哀与愤怒。

为了给这位文友接风洗尘，我约了她一起吃了一顿便饭，为此进一步了解到了那封短短的邮件中所包含的更为具体的一些内容。据说她所下榻的公寓是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并且基本上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国费公派生。据我以前所知，那里还居住着一些从国内来日本进修的大学教师。这就说明，还不是我以前所遇到过的一些在国内只是读完初中、或者高中，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是，就是这些具有高学历的，名校出来的“精英”们住在那里，由于他们不遵守日本社会的生活习惯和居民规范，给那里的日本人友好人士增加了许多麻烦。最令他们头痛的是在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上根本不按规定的制度实行。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日本人对于生活垃圾是需要分类处理的。每一个家庭或者住所都会发一张具体处理分类方式和扔垃圾的时间表。可是住在那里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或者学者根本就不按照规定处理垃圾，有人把自己用过的剃须刀混在剩余饭菜类的生鲜可燃垃圾里面，造成回收垃圾的清洁工人手被割伤。有的人因为临时家属来日本探亲居住，把粪便（我猜测应该是老婆带孩子来的，属于孩子的排泄物）混在垃圾里等，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垃圾回收企业都拒绝回收那里的垃圾，让那位所长向人家磕头道歉求情。而明明告诫过人们不能随便使用电炉，可就是有人把国内带来的电炉偷偷使用，结果由于电线超过了受压功率而着火冒烟，弄得警报器启动长鸣，造成住处被多辆赶来的消防车团团围住，为此，那里被街道判定为火灾危险住宅，差点被关闭停业处分……等等，这些问题听了也许有人会觉得笔者夸大其词，凭着我多年来的生活经验，肯定件件属实，中国的留学生或者一些学者就会这么干，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觉得那样是不应该的，不会感到那是很丢中国人的脸的。因为我经历过相关的、相似的事件不止一次，所以，这位新来的文友所说的这一切我都相信。

我曾与一些留学生或来日本的国内学者相处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自己的那种不按规定，无视日本人生活习惯的行为不但不会感到自己理亏，反而觉得日本人吹毛求疵，或者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更有甚者还很理直气壮，说什么这些小事情算什么，日本人侵略中国杀死了多少我们中国人。这些人的畸形逻辑硬把两个不太相干的事情一定要扯到一起，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确实，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欠下了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然而这与现在来到日本留学、进修、深造时无视日本社会的生活、习惯与规定又有多大关联呢？难道我们只能使用这种缺少自重、没有教养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仇恨吗？难道国家派这些人出来，或者自己通过各种渠道花钱来到日本，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多么的“有种”，多么的有“骨气”，表现自己根本就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而来的吗？简直岂有此理。

我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城市里，一座租借给中国留学生的公寓，就是因为学生不按规定，使用电源不慎起火烧毁的。我在国内有一位朋友，有一次问我，据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抢劫日本人的银行，还有神偷“扒金库”的钱，情况是不是那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些人真有种，对于日本人就应该这样，他们欠我们血债还没有还。我听了不置可否。该说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那种狭隘的民族“被害意识”，展示一个泱泱大国的傲骨风范呢？历史的问题需要反思与清算，但是，绝对不是以这种鸡鸣狗盗、鼠辈蝇头之举来实现的。有一位朋友来日本进修，据说去机场接他的学校国际交流课的职员在从机场回学校的路上，就给了他一份进修生活须知之类的东西，第一条是遵守日本法律法规，而第二条就是“不许打工”，要潜心从事研究。这件事情弄得他很不高兴，觉得这是对中国人不尊重，是一种岛国的狭隘心理。我听了表示对他的心情很理解，确实这所学校这样做不够礼貌。然而，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想想：究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

日本文化是以尽量表现出尊重他者为一大特点的。这在日语的表现习惯中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当然是不是言之由衷，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至少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比如，在日语中要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采用的表现方式就是尽量让对方能够以“肯定”的表现来回答。因为“否定”的回答听起来比较刺耳，会让对方难以表态，所以尽量避免。想问人“去不去”，“走不走”等，其表现是“你不去吗?”、“你不走吗？”，那就是在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一般会以“～ませんか（不～吗？）”来表现，那么，回答者就可以用“是，去”、“是，走”等、即“肯定”的形式回答。我问过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日本人告诉我那是为了尽量让对方容易回答。当然，也因此产生了日本文化的“暧昧”的另一个特质。那就是如果只回答“是（はい）”的时候，那么其态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就不太明白了。之所以要说这些，我想说明的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一般都是拐弯抹角地传达其真正的想法，不需要那么直接把“不准打工”就写在进修规定里，或者一见面就宣读这种规定，最多只在酒过三巡之后婉言说出，然后还要不断道歉，并说明这是为了您好而作出的规定，等等。

那么，为什么这位朋友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问题就出在这位学者之前来到这所学校进修的学者身上。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很不遵守规定，不好好进修，经常透透摸摸跑去打工造成了学校不得不明说，并且把规定提前到醒目的位置，估计还要反复强调。其实我们遇到这种被人家“先礼后兵”的现象很普遍，不仅仅存在于打工的问题上。去年我在别的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类似的问题。学校本来规定我们每一个外国学者的一年研究费为50万日元（而日本人的教师每年只有30万）。这笔研究费是用来参加各种会议的差旅费，购买研究资料、书籍、以及小办公用品所需的费用。这是明文规定的，然而许多学者基本上都是把这笔钱用来购买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电器产品没有什么人用来买书，而那些东西用完之后也就毫不犹豫地带回国。这就造成了学校的其他老师意见纷纷，其结果从去年我去的那一批学者开始，学校教授会议决定把外国学者的研究经费降低到与日本老师同样的数额，并且进行严格管理，不许购买超过5万日元的办公用品等等。另外，学校专门为外国老师每人提供一间研究室，然而一些中国来的学者也不去研究室，学校根本就见不到这个人，而他却还要埋怨学校办公室为什么不找他，告诉他如何使这些研究经费等。而稍微好一些的学者，也只是捉摸着以查资料的名义到哪里旅游，争取把研究经费花掉等，这就造成了日本人总问我，究竟这些人是来日本干啥的，为什么自己的大学要接受这样学校的学者。想一想吧！我们能够埋怨日本人不友好吗？我们还希望人家尊重我们吗？还有权利说别人歧视自己吗？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想在这里多讲，除了感到悲哀就是愤怒。有些留学生或者学者在日本呆了几年，总是整天在埋怨中度日，总觉得自己受到伤害，被歧视等等，而国内的一些人也只是从表象看问题，不深究其中的原因，写一些情绪性很强的文章批判日本人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我们这些知情者看了又能够说些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日本的许多行业、企业都不愿意接受中国来的留学生打工，一些游乐场所甚至贴出布告不许外国人入内，一些公寓明记着不借给中国人等等，如果仅从表面看，确实这体现了他们的歧视，他们的狭隘。然而，造成这种社会事情发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们。他们最初都是非常欢迎我们的，特别是中国人。据80年代初来过日本的留学生和学者介绍，最初的几批来日本的中国学生，日本人是非常欢迎和友好的，多方为他们提供方便。还不断有人向他们道歉，忏悔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人带来了苦难等等。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许多留学生不懂得尊重自己的形象，过于随便，在打工的地方不按规定，一遇到别的地方工资较高的，就违反最初的约定辞职，造成他们好不容易从最初我们不会语言，工作也不熟练接受了我们，等到工作慢慢熟练，语言也好起来了，本来想这下可以放手使用了，而我们却选择了工资更高的地方“倒炒鱿鱼”，那么人家还敢使用这样的人吗？还有，日本人都是规规矩矩玩游戏机赌博的，而我们中国学生却想方设法如何在那机器里安装程序芯片，让那机器通过弹珠子源源不断把钱流出来，你说他们还能让外国人进去吗？那么，人家必须按规定分类处理垃圾，而我们中国学生却不入乡随俗，不按规定进行，那些公寓的房主们还会把公寓租给我们吗？

博友的信件，让我勾起了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悲哀和愤怒。据说那座00寮的所长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广州领事馆的总领事，他对中国的国情是很了解的。他说明了情况之后发出感叹：你们这些国费留学生或者学者都是来自中国的名牌大学，都是中国的当代精英，中国的将来是由你们肩负的，我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规定，让我们友好相处，这才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品格与形象。我想，这位所长一定吞下了最后一句他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那就是，希望这些代表中国将来的“精英”们都能够懂得“自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和栋梁。因为所长向我的这位博友所介绍的情况，以及希望遵守制度的叮咛，都是在说明有一些中国人缺少自重，因为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行为造成了事件，从而给日本人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前面谈到了十七大的目标问题，我相信祖国一定会日益富强起来。那么，当我们的祖国富裕起来，全民都能过上比现在还好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保持在这样的做人水平，我们能说自己的祖国是文明礼仪之邦吗？我们能够充满自豪地走在世界的街道上，与21世纪的强国平起平坐吗？

最近几年国内许多人都把“品位”这句话挂在嘴上，动不动就是有没有“品位”，追求“品位”等等，城市环境设计的品位、家庭住居的装修品位。穿戴打扮的“品位”。就好像只要说到“品位”这个词，那么，就说明大家都懂得追求“品位”了，过不久这个国家就会发展成为一个“有文化品位的国家”。确实，那些作为外在生存环境、人文景观、物质形态都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某个个人审美品位的体现。然而，国家涵养是由全体国民的素质构成的。国民，特别是代表着国家进步标志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从事教育的人的道德、品格、涵养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与进步的程度。要知道，体现个人品位最根本的要素，不是学识而是涵养。涵养的外化形式就是懂得自重。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不受歧视，首先自己要懂得自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自重，有了自重才能谈得上作为有教养的人的品位。一个国家的人文形象，整体素质就是靠每一个国民的这种自觉，这种自重与涵养铸造起来的。有钱了，不愁吃穿了，穿上名牌了，住上宽敞的住房了，……这些都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品位，重要的是那个人在生活中是否懂得自重，是否懂得尊重别人，是否自然地流溢着作为人的品格与人文涵养。

我曾经在名古屋机场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在我排队出海关的时候，身后来了一批从台湾来日本旅游的贵妇人，从闽南口音中可以判断来历，从珠光宝气的打扮中可以判断生活过得还不菲。可是那些人却不好好排队，明明排在我的身后，却连续两个人冲到我的前面进去了，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第三个人再准备“效仿”的时候，我说话了：“我真可怜你们！”，弄得她瞪了我一眼，我想，当时那位夫人并没有明白我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可冷得只剩下几个钱，这些钱并没有为你们带来作为人最起码的生存品位，那就是钱没有为你们带来涵养。

谈到排队，让我想起另一个听说过的事例。90年代初，我的一个朋友到俄罗斯访问，回来之后告诉我，俄罗斯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出去散步，在冰天雪地里，看到一条漫长的黑色长龙，走近一看，原来那是莫斯科市民在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早餐面包，可是，天气那么冷，竟然没有一个人在中途拥挤插队，大家只是默默地站在飘飘扬扬的雪中等待着，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位朋友的故事让我去年在日本以某种形式印证了。住在我隔壁的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一位女教师，有一次，我们居住的会馆举行圣诞节派对晚会。大家都参加了，就是这位老师没有来。因为参加晚会需要每一个人缴1000日元，那位老师是为了省钱才借口有事不参加的。因为我看到她在宿舍，我特地为她准备了一份食品敲开了她的房门，从此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她告诉我俄罗斯现在经济很困难，希特勒侵占苏联屠杀了30万人，而叶利钦任期中却杀死了所有的俄罗斯人。让现在所有俄罗斯人失去了自己的自尊与自信，只在模仿美国，看着美国情绪生存。她来到日本做访问，当然要节省一点钱回去供孩子上大学。殊不知这位学者日语比我还好，是莫斯科大学东方语系的教授。她完全可以为了多剩一点钱偷偷出去打工，教俄语就行了。可是，她却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做研究之上，整天早出晚归到学校的研究室。我问她为什么不去教教俄语呢？她认为这是来日本身份的规定，她不能给莫斯科大学丢脸。自己节省一些就是了，这个机会很珍惜，要好好收集研究资料等。

我还能说什么呢？中国的学者现在的生活水平应该比俄罗斯学者要好得多，而我们的学者来到日本之后，却有不少人想办法挣钱而不是做学问。确实，我们中国的学者不值钱，比如，我的工资还不如我教过的学生来得多，有些学生刚刚毕业就可以拿到比我多一倍的工资。这种现象极其不正常。所以，许多人利用出国机会挣些钱几乎成为共识得到人们的认同。这就有了我在前面谈到的某大学第一天就向国内来的学者强调“不能打工”的守则。而博友在这封邮件中谈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在肩”的感觉。很好！！！如果每一个来到国外的人都能拥有这种责任感，那些国费出国者都能够懂得珍惜机会，并能自觉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个人，还代表了“中国人”这个民族的形象，从而学会自重，那么我们还担心受到人家的歧视吗？即使是私费留学生，如果大家也都能够明白自己代表着“中国人”这个国籍，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能够做到入乡随俗，尊重社会的种种行为规范，那么，就不可能会出现一些语言学校，一些不动产，一些服务性行业等拒绝我们，歧视我们了。

我相信祖国的发展与繁荣已经势不可挡，我们已经抓住了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复兴，从而再次成为东方强国的巨大机遇。然而，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不仅仅只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另一个车轮，需要配套跟上才能顺利前进。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民族复兴任务已经从赢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转移到储蓄精神财富的提升之上了。现在，中华民族的“贵族气”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与有计划培养的时候了。GDP翻两翻之后，人们有了许多“私有财产”之后，我们的涵养品位如果不跟上，不能培养出与财富相匹配的民族教养，还是处于不守规则，张扬摆阔、虚荣消费，根本不知道自重为何物的层次之上，那么， 30年、50年之后的东方，最多也只是多了一群穿着袖口上还有商标的西装的庸俗商人了。

写到这里，精疲力尽，本来想去念“阿弥陀佛”,为正在走向富强的祖国�